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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东南亚人口红利那么大，为何难取代中国？ [打印本页]

作者: 劈柴农夫 时间: 2020-4-27 10:17
标题: 东南亚人口红利那么大，为何难取代中国？
以下内容节选自：施展老师的《中国史纲50讲》

要想知道东南亚和南亚的部分制造业会不会取代中国，首先就要了解，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的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要素价格便宜？这个解释对于80年代也许是有效的，但在如今中国，这两种要素并不见得比东南亚更有优势，反而有可能处于劣势，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的高速发展，所以这个原因并不成立。这是因为地方领导为了晋升而竞相推动经济发展，带来了经济奇迹？但这个解释也不够。因为，并不是所有推行发展政策的国家都能像中国一样最终成功。中国能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几乎在同一时期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西方世界进入到创新经济时代，带来了制造业的大规模外包；另一个变化，是中国土地财政的改变——中国用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获得了承接外包的能力，而且这个承接能力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水平。进入创新经济时代之前，人类经济的一大特征是，大部分人还处在基本需求尚未被满足的阶段。此时，能最有效占据市场的产品，一定是流水线上生产的均质化、廉价、非常皮实耐用的大众化产品。哪个企业把这一点做到极致，它就能成为王者。在大众化产品的时代，诺基亚在流水线生产的效率上，比西门子、摩托罗拉都要做的好，就成了王者。在智能手机刚刚出现之际，诺基亚是所有手机厂商中，唯一一个有自己完整生产线的厂商。这就意味着诺基亚的创新能力一定是被抑制的。因为生产线是按照之前产品的需求设计的，想创新的话，整条生产线都得调整，成本极高，诺基亚也就跟不上创新经济的步伐了。苹果公司就是创新经济时代非常典型的一个企业。它自己完全不生产，只负责创新、负责品牌和渠道的维护，生产流程全部外包出去。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承包方呢？承包方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求：第一，它的生产过程必须有效率，没效率根本接不到活儿。效率的前提是专业化，但一旦高度专业化，就会锁定在特定产品上，对承包方的风险非常大，发包方的创意一变，承包方马上就会死掉。所以又有第二个要求，就是承包方的生产过程必须有弹性，以便有能力迅速转型。但有弹性的前提是不能专业化。但如果不专业，生产的效率就不够高，可能根本就拿不到订单。所以，弹性与效率是彼此矛盾的，但又必须同时达成。
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能够承接大规模外包，就是因为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弹性和效率的统一。

中国为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主要是中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把弹性与效率这两个要求放到了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处理。具体说来，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大量中小民营企业，单个企业的专业化程度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比如，一些生产拉杆天线的厂家，一个厂只生产其中的一节，这就专业化到极致了。无数家极度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彼此之间互相配套，而且这种配套关系会不断地重组。上游的第一个发包任务来了，供应链网络会自动地运动起来，小企业互为配套把任务完成；如果上游创意变了，第二个发包任务来了，网络会再次运动起来，自动形成新的配套关系，再把它完成。因此，供应链网络，是承接大规模外包的一个重要前提。

如果这么多企业必须要在同一时期建起来，那么前提就是，必须要有很多建设得非常好的、规模很大工业开发区已经建设起来，但是里面又没有相应的工业能力进驻。开发区的建设也算是广义的城市化了。这就意味着，供应链发展起来的前提是，城市化必须要先于工业化。然而看一下经济史会发现，通常的历史节奏都是工业化拉动城市化，而不能反过来。但是，中国偏偏就把这历史节奏给反过来了。因为1994年进行的财政制度改革，引发了土地财政，使中国的城市化在工业化之前，先发展起来了。中国能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的第二个关键改变，恰恰就来自于中国的土地财政改革。1994年的财政改革被称作分税制改革，在此之前中国实行的财政制度叫做包干制。简单说就是，给中央上交一定份子钱，剩下归地方。但是中央完全没有想到，地方活力能释放得如此之大，以至于1993年，中央收入只占全国收入的大约20%。中央说话发达地区不大愿意听，而中央想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手上也没钱。于是就有了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改革。把不同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了划分，有的税种是中央税，有的税种是地方税。这个改革立竿见影，第二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就从约20%上升到差不多60%。对地方官员来说，这是个巨大的变化。官员晋升主要的考核指标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需要各种投资来实现。可是投资的决策权力，已经被中央收走了，这就刺激地方官员去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土地财政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分税制把营业税划归地方，建筑类企业就是缴纳营业税的，而建筑业对土地有大量需求，与土地增值相关的税收也都归地方，所以地方政府就开始鼓励建筑业的发展，这构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土地财政。后来地方政府又发现，可以拍卖土地使用权，或者用土地作担保，进行融资贷款，来建设开发区，开发区把土地炒熟了，周边土地升值了，可以再进行新一轮的拍卖或者融资。很快这就变成了地方政府极为重要的资金来源。
于是，中国就走出了和一般国家相反的历史节奏，城市化早于工业化。

但光有城市化，光有开发区，没有足够的企业进驻，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更何况是几百上千个县、市同时在搞土地财政。这是当时中国经济中一个非常现实的深层危险。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西方国家的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出现了。中国的土地财政，刚好提供了大片已经开发好的、几乎空白的工业开发区，两个事情正好在时间上赶在一块了。于是，中低端制造业很快就大量转移到中国来。再加上这个时中国加入了WTO，几个因素叠加在一块，使得中国经济的制造业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崛起了，并且拉动起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
而原本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却在这个过程中被消弭于无形。

中国的崛起，主要是形成了一个制造业的供应链网络，这个网络是由无数家中小企业组成的。
在外贸领域，由于中国所承接的需求都是面向全球销售的，因此下游的承包方也是面向全球市场生产的。在内贸领域，网络平台、电商的出现，再加上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使得任何看似需求极低、很少有人会买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市场，充分体现了“长尾理论”效应。这就催生了大量以前根本不存在的分工，让供应链网络的效率和弹性继续放大，分工深度和弹性程度，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你用的iPhone手机就是个很好的说明：“iPhone生产所需的整条供应链如今都在中国。你需要1000个橡胶垫圈？隔壁工厂就有。你需要100万个螺丝钉？隔街工厂就有。你需要对螺丝钉做一点小小的改动？三小时就行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创意要想落地，所需要的制造业的整体生态，都在中国。近些年，这个供应链网络的范围已经超出中国，以整个环中国海地区的东亚为单位。中国从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大量进口零部件、半成品，在中国完成总体组装，再向全世界出口，整个东亚被整合为一个巨大的制造业集聚区。
“世界工厂”这名头应该属于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

特朗普一直在讲中国对美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每年有比如两千多亿美元。
但实际上，这两千多亿美元顺差的背后是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一千几百亿美元的逆差，我们是代表着整个制造业集聚区形成了对美国的顺差。在供应链网络扩大到整个东亚的过程里，也有部分制造业开始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但实际上，中国目前出现的制造业部分转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移走，而是整个供应链网络在东亚内部进行重构。焦点不再是国家经济，而是微观层面的企业，以及超国家层面的供应链网络。虽然有些企业在搬家在转移，但它们只是在改变自己在供应链当中的位置以及地理布局，但整个供应链网络作为一个整体，并不会受到本质影响。中国压倒性的规模以及完整的产业结构，使得这个供应链网络的中心始终在中国。传统经济学当中，认为经济的成本包含三个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制度经济学又引入了“交易成本”这个变量。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又重构了交易成本的内涵。因为供应链网络是极其庞大、复杂的，假如不能有效地管理供应链的话，就没法有效控制成本。因此，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已经不是制造业成本中最具决定性的要素了，供应链的管理能力，成为一个新的要素，而且它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所以，21世纪以来，虽然中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大幅上升了，但制造业却仍然能快速地发展。

作者: 我有地 时间: 2020-4-27 10:56
中国之所以成功，是中国人的刻苦耐劳分不开，像东南亚国家的民工效率？永远涯穷，就一个字，懒！！！

作者: tuzi8888 时间: 2020-4-27 11:23
穷还喜欢拜神求这个求那个不思进取更穷

作者: ma361587 时间: 2020-4-27 13:19

评论区各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评论区

作者: 筱郎君 时间: 2020-4-28 15:47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想过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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