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追求真相，你愿意做什么样的牺牲？——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菲律宾记者雷萨的获奖感言

却写杂布计

12月10日，玛利亚·雷萨在挪威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获奖感言。

演讲原文：玛利亚·雷萨（Maria Ressa）译：阎纪宇

各位贵宾大家好：

今天我站在各位前面，是代表全世界每一位被迫做出重大牺牲、只为坚守阵线、只为履践价值与使命——为世人报导真相、向权力究责——的新闻工作者。我还记得哈绍吉（Jamal Khashoggi）惨遭分尸，马耳他的加利西亚（Daphne CaruanaGalizia）被人暗杀，委内瑞拉的雷耶斯（Luz Mely Reyes），白俄罗斯的普罗塔塞维奇（Roman Protasevich，当局劫持他的班机并将他逮捕，略（Jimmy Lai）被打入大牢，缅甸的索尼瑞（Sonny Swe）服刑7年多之后出狱，再创办一个新闻机构，如今又被迫流亡。在我的祖国菲律宾，23岁的坎皮奥（Frenchie Mae Cumpio）被囚近2年尚未获释；36个小时之前，我的前同事马拉巴南（Jess Malabanan）死于枪击。

我们还能够平安站在这里，能够继续工作，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有80多个捍卫全球新闻自由的团体组成“坚守阵线联盟”（Hold The Line Coalition），还许多人权团体帮助我们把声音传递出去。各位也因此付出代价：菲律宾从杜特尔特总统2016年上任以来，至少63位律师遭人杀害，比殉职的记者（22位）还多。菲律宾「#CourageON」人权联盟成员「权利」（Karapatan）有16人不幸丧命。参议员德利马（Leila de Lima）因为向政府究责，已经入狱5年。菲律宾最大电视网ABS-CBN，我曾经带领其新闻部门，在去年失去营运许可。

我参与创办的《拉普勒》（Rappler）今年1月度过10岁生日，我们的目标是要兼顾一体两面，说明今日世局为何问题丛生，法治与21世纪的民主愿景荡然无存。所谓的“一体”是我们的信息生态系，它决定了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其中的一面是新闻工作者，往昔的守门人。另一面是科技，其“神力”让谎言像病毒一样侵袭世人，让我们彼此对抗，引发我们的恐惧、愤怒与仇恨，为世界各地的威权独裁者搭建舞台。



今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转化仇恨与暴力，转化我们信息生态系中泛滥的毒流，那同时也是美国的因特网公司的生财之道：散播仇恨、激出人性最恶劣的一面。这意谓我们必须更加努力：想要成为善的力量（BE THE GOOD），我们必须相信人间有善（BElieve THEre isGOOD）。

我当记者超过35年，曾在亚洲多个冲突地带与战区工作，报导过数百起天灾人祸；我看了太多太多的恶，也记录了太多太多的善，人们一无所有却仍对你伸出援手。《拉普勒》过去5年来饱受政府攻击，却还能够存活，一部分要感谢许多陌生人的善意；他们之所以甘冒风险伸出援手，只是因为他们想要这么做，几乎不求任何回报。

这样的人性能够创造奇迹，这正是我们最美好的一面。但当世界陷入恐惧与暴力，这样的人性也可能消失殆尽。

上一次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在职记者，是1936年的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他无法来到奥斯陆（Oslo）领奖，因为他被送进纳粹集中营并饱受折磨。所以我们总算有点进步，因为今天我和穆拉托夫毕竟来到这里！


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西茨基

今天诺贝尔奖委员会将和平奖颁给记者，象征着我们来到类似的历史时刻，又是民主体制的存亡关头。穆拉托夫和我是幸运儿，因为今天我们能够与各位对话；然而在此同时，还有许多记者在阴暗处遭到迫害，既无从曝光，也无人声援，政府变本加厉却不受惩罚。科技在这方面助纣为虐，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赋予新的意义。

如今，我们站在旧世界的断垣残壁之中，我们必须高瞻远瞩、满怀勇气，设想不立即采取行动会有何后果，并进而打造一个理想的世界：更富于同情心、更平等、更能永续发展的世界。

要达到这个目标，请大家问问自己，一如5年前我的团队和我本人的扪心自问：为了追求真相，你愿意做什么样的牺牲？

我想从3个层面为大家说明，我如何将这个问题的答案化为身体力行：首先是我的处境以及受到的攻击如何影响我；其次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第三是我们如何找到解决办法，因为我们非找到不可！

在短短不到2年时间里，菲律宾政府10度对我发布逮捕令，迫使我10度缴交保释金——只为了继续做我的新闻工作。去年，我和一位前同事被判网络诽谤罪成立，罪证是我们8年前发布的一篇报道，尽管当时相关法律根本还没立法。我被起诉的罪名林林总总，如果全部成立，我要服刑大约100年。

然而，我越是因为新闻工作遭到攻击，我就越发坚定心志。我亲身见证权力如何遭到滥用。冲着我与《拉普勒》而来的威逼恐吓，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新闻工作的核心是一套荣誉守则（code ofhonor），我的守则来自几个不同世界的层迭累积：来自成长过程，我学习分辨是非对错；来自大学时期，被另一套守则熏陶；来自记者生涯，学习新闻写作的标准与伦理。此外还有菲律宾人所谓的“内心的亏欠”（utang na loob）——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会形成一个不断帮助别人的系统。

真相与伦理的荣誉感相互结合，像一枝箭射入这个充斥仇恨、谎言与分歧的时刻。身为第18位女性和平奖得主，我必须告诉各位，性别导向的不实讯息是一种新兴的威胁，让世界各地的妇女、女孩、跨性别者与LGBTQ+造成严重伤害，女性新闻工作者更首当其冲。我们必须遏制甚嚣尘上的厌女现象与仇恨。另一方面，在这股歪风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力量。毕竟，当你不得不为某件事抗争奋斗，你才会真正认清自己。

接下来，请让我说明我们遭遇的问题，以及一路走来的过程。

针对《拉普勒》的攻击从5年前开始，当时我们要求终结两个领域的为恶不罚（impunity）乱象：杜特尔特的扫毒战争与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Facebook。时至今日，乱象每况愈下，硅谷（Silicon Valley）的罪孽让美国自食其果：今年1月6日，国会山庄（Capitol Hill）发生暴动。

社交媒体上发生的事，不会只影响社交媒体。

网络暴力也正是真实世界的暴力。

社交媒体是权力与金钱结合的致命游戏，形成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所谓的“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采集我们的私生活来换取巨大的企业利益。个人经验被数据库汲取，由人工智能（AI）整理好之后，卖给出价最高的客户。精准投放（micro-targeting）是一种有厚利可图的操作工具，被用来全面削弱人类的意志，打造出一个行为调整系统，让我们沦为巴甫洛夫（Ivan Pavlov）的狗、接受实时实验的对象，也让菲律宾、缅甸、印度、斯里兰卡和许多国家吞下灾难性的苦果。那些倒行逆施的企业长期对新闻机构施以吸金大法，如今更威胁动摇市场与选举的基础。


玛利亚·雷萨与穆拉托夫

Facebook是全世界最大的新闻传播者，然而多项研究显示，在社交媒体上，添加愤怒与仇恨的谎言要比事实更容易散布。

这些美国公司控制了全球信息生态体系，以偏差态度对待事实与新闻工作者。它们在设计的本质上就是要分裂我们、激化我们。

没有事实就不会有真相，没有真相就不会有信赖，没有信赖就不会有公认的现实、不会有民主，就不可能解决攸关世界存亡的问题：气候、新冠病毒、追求真相的战争。

2019年我第一次遭到逮捕时，一名警官对我说：“女士，我只是在执行公务。”然后他压低声音，念出我的法律权利。他显然惴惴不安，我几乎要为他感到难过，然而他逮捕我只因为我是记者！

那名警官是权力的工具，证明了好人也可能变得邪恶，显示了暴政是如何发生。安兰德（Hannah Arendt）讨论邪恶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时，也写到人们如何执行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命令，职业官僚如何以“我只是服从命令”为由泯灭良知行事。

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就是如此丧失灵魂。

如果你在科技业工作，我要叮咛你，你必须清楚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样的价值奋战，你必须早早画清界线——如果你还没做到，此其时矣：你可能选择善的一方，也可能选择恶的一方。有些政府已经无药可救，但如果你在科技业工作，我要叮咛你。

没有信实可靠的事实，如何能有信实可靠的选举？

明年将举行选举的国家——巴西、匈牙利、法国、美国和我的祖国菲律宾——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菲律宾明年5月9日的总统大选将是国家的存亡关头，35年前“人民力量”（People Power）革命推翻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并迫使其家族流亡海外，如今他的儿子小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Jr.）却是下任总统的热门人选，而且已在社交媒体建立了一个广大的不实讯息网络，2019年被《拉普勒》揭发。

历史，正在我们眼前改变。

为了说明不实讯息为何既是地区问题、也是全球问题，不妨看看2020年9月被Facebook挡下的信息战：利用AI生成的图片建立针对美国大选的假账号、美化马科斯家族的形象、为杜特尔特的女儿助阵、攻击我与《拉普勒》。


穆拉托夫在和平奖颁奖典礼上为雷萨鼓掌

一颗原子弹已经在我们的信息生态系引爆，世界必须像广岛原爆之后一样善后。就像当时的联合国，我们必须建立新的体制；就像当时的人权宣言，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准则来彰显我们的价值，防范人类向下沉沦。一场军备竞赛正在信息生态系进行，想要遏阻就必须多管齐下、全体参与，出发点则是重建事实。

我们需要的信息生态系，必须完全由事实定生死。我们必须调整社会的当务之急，重建21世纪的新闻业。面对靠仇恨与谎言牟利的监控经济体系，我们必须祭出法规管制与法律惩治。

我们必须协助独立新闻机构存活，首先要加强保护新闻工作者、对抗打压新闻工作者的国家。然后我们要解决新闻业广告营收模式的崩坏，因此我同意出任国际公益传媒基金（International Fund for Public Interest Media）的共同主席，努力从海外发展援助基金（ODA）募集经费。尽管新闻业正遭到四面八方的围攻，但是ODA拨给新闻业的经费仅占0.3%，如果能稍稍提升到1%，一年可为新闻机构挹注10亿美元，对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而言相当关键。

新闻工作者必须拥抱科技，因此《拉普勒》两个星期前在Google新闻倡议计划（Google News Initiative）协助之下，推出一个旨在建立行动社群的新平台。新闻工作者运用科技不是为了病毒式传播，但就像饮食中的蔬菜一样，让我们运用科技是好事，因为终极目标不只是获利，还包括事实、真相与信赖。

接下来谈谈立法问题。感谢欧盟带头提出“民主行动计划”（Democracy Action Plan），美国准备修改或废除将社交媒体平台视为公用事业的《230条款》（Section 230）。这并不是全盘的解决方案，但至少有所进展，因为社交媒体平台决定了讯息传播的规模。公众辩论聚焦于内容控制的下游议题，但真正重要的操作是上游的讯息传播算法，人为编写，将偏见化为程序代码。算法的主旨是追求获利，由机器做大规模的执行，全球各地都受到冲击：社交媒体充斥着廉价网军，他们破坏民主体制，至少81个国家受害。这种为恶不罚的情况必须遏止。

民主已成为一场女人对抗女人、男人对抗男人的价值保卫战。我们正来到一个“滑门时刻”（sliding door moment），我们可以继续向下沉沦，在法西斯主义中越陷越深，也可以选择挺身奋战，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为了这个目标，各位必须扪心自问：为了追求真相，你愿意做什么样的牺牲？

我并不知道今天自己真的可以站在诺贝尔奖典礼现场。每一天我都面临真实的威胁：余生可能会在监狱中渡过，只因为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当我回到菲律宾，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我知道，它值得我冒险。

大破坏已经发生，现在我们必须建造，建造一个我们向往期盼的世界。

现在，请大家和我一起闭上双眼，想象那个世界的模样，一个和平、信赖、同理心、激发人性最美好一面的世界。

现在，让我们展开行动，实现梦想。让我们坚守阵线，一起奋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