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志愿者老师紧急撤离回国：“危机”也是转机

Creseda

最近，中国志愿者老师紧急撤离回国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菲华媒体“涌出”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为菲律宾华教和华校着想，要么对华教和华校的发展表示担忧，要么出谋划策希望能够帮助华教和华校解决问题。

不过，也有少数撰稿人关心则乱，言辞过于情绪化，让读者对当前的菲律宾华文教育形式产生误解。这样的叙述虽然出于善意，却可能在无形中放大了公众的焦虑、模糊了问题的焦点，不利于菲律宾华文教育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甚至被某些有心人士所利用。

近几天，不少朋友纷纷致电笔者进行交流，笔者分享了一些看法和想法。朋友们认为笔者应该把这些都写出来，与大家一同分享。笔者思索再三，觉得菲华社会热心人士的关注重点略有偏差，希望能够借着此机会与大家一起理清菲律宾华文教育的真实脉络，探索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发展之路，从而对症下药，免得被有心人士所误导。

（一）中国教师的作用

现在关于中国志愿者教师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给读者一种感觉，好像没有了这150位中国教师，菲律宾华校就教不了中文，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天”就要塌了。笔者认为，分析问题不能凭感觉，而应依据客观的数据，这样才能拨开情绪的迷雾，看清真实情况。

菲律宾现有华校近140所，如果将这150位中国教师平分下去，一所华校只能分到一位老师再多一点头发。难道这150位中国教师都是“超人”，能够一个人上完从幼儿园到高中，整整十五个年级的课程？难道两千多名菲律宾本土中文教师，都是白拿薪资不教书的，只负责在一边“摇旗呐喊”？任何人认真想一下都会觉得“匪夷所思”。

菲律宾华校缺少中文教师是一个历史性问题，是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师资短缺难题。如果按照一所华校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级来计算，140所华校就需要2,100名中文教师。更何况很多华校每个年级就有好几个班级。所以，菲律宾华校不是只缺150位中文教师，而是缺少上千名中文教师。

那么，这150位中国教师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还是用客观数据来分析：

2026年9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结果”。中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的15岁学生，在“科学”和“数学”两个项目以597分和612分高居榜首，在“阅读”项目以527分排名第二，仅比排名第一的新加坡少了8分。而菲律宾学生在这三个项目的得分分别为：科学373分、数学371分、阅读367分，不仅远低于中国学生，比起美国的502分、463分、490分，以及OECD平均分482分、463分、461分也是相差甚远。

	中国北上江浙地区	美国	OECD	菲律宾
科学	597（-224）	502（-129）	482（-109）	373
数学	612（-241）	463（-92）	463（-92）	371
阅读	527（-160）	490（-123）	461（-94）	367

（表一）PISA 2025成绩，括号内为菲律宾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差距。

“PISA 2025”覆盖全球91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学生人数超过76万名，测试对象涵盖了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学生。因此，这一测评结果对于客观评估菲律宾基础教育的真实水平，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菲律宾教育部每年都会对全国注册在案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进行“全国专业评估考试（National Achievement Test，简称NAT）”，对象分别是六年级、十年级和十二年级的学生。按照笔者了解的情况，菲律宾华校在NAT评估中的整体表现非常优异。比如，圣军中学在2024-2025学年度马尼拉市私立学校NAT评估中夺得第一名；侨中学院总校在马尼拉市私立学校NAT评估中，长期名列前20名。其它华校虽无报道，但是根据笔者所知，大马尼拉地区华校无论大小，大部分都能位列排名前5%；外省华校的表现更加优秀，绝大部分均能位列排名前3%。

根据统计，菲律宾华校学生的英文成绩通常明显优于菲律宾公立学校的学生，菲语成绩则与公立学校持平或略微落后。菲律宾华校通常实行“三语制教学（英语、菲语、普通话）”甚至“四语制教学（英语、菲语、普通话、闽南话）”，按照常理，华校学生的学习精力被大幅分散，语言学习负担远高于公立学校，其学业成绩应该逊于公立学校学生才对。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为什么呢？

有人认为，是不是华校教师的薪资比其它私立学校或公立学校高，能够拥有较高水平的英语和菲语教师，因此教学质量比其它学校好。答案正好相反。现在公立中小学的初级教师（Teacher I）是按照第11级薪级（SG 11）领薪资，每个月的基本薪资为31,705比索；如果升到骨干/高级教师（Master Teacher I），则按照第18级薪级（SG 18）领工资，每个月的基本薪资为53,818比索。而且所有教师每年都能够领到14个月薪资；除了基本月薪外，公立学校教师通常还能享受每个月2,000比索的个人经济救济津贴，以及每年10,000比索的免税教学津贴。

相比之下，大部分华校的初级教师只有每个月20,000比索的基本薪资。公立学校骨干/高级教师的月薪已经超过了大部分华校主任的月薪，甚至超过了一些微小型华校校长的月薪。而且大部分华校的校长、主任和教师每年只能领到13个月薪资，还享受不到公立学校教师的个人经济救济津贴和免税教学津贴。因此，华校中英文教师只能通过课外的督课来获取额外的报酬。但是，这些报酬非常不稳定。所以，不少华校的英语和菲语教师只是把华校当为“跳板”，考到“专业教师执照（PRC License）”后就立即跳槽到公立学校。长此以往，华校成了公立学校的“教师实习基地”。

那么，为什么华校的英语和菲语师资力量不如公立学校，学生的英文成绩反而优于公立学校呢？

笔者认为，除了公立学校的班级规模过大以及师资短缺这两个因素，更重要的是：华校学生学习中文，能够促进英文和菲文的学习。

也许有人觉得这个结论不可思议，但这背后有着坚实的认知神经科学依据。

2005年，中国教育部“认知科学与学习重点实验脑功能成像中心”与香港大学谭力海教授团队合作研究发现，拼音文字与汉字在认知加工上存在显著差异。讲拼音文字的人，其语言处理主要依赖后脑的韦尼克区和前脑的布罗卡区；而中文作为表意文字，其方块字形和声调特征，要求大脑在调用传统语言中枢的同时，额外激活负责空间信息处理和视觉工作记忆的脑区。这意味着，学习中文不仅不会给大脑造成额外负担，反而能像“全脑体操”一样，锻炼出更强的跨语言认知能力和执行功能，这种底层能力的提升会自然迁移到英语和菲语的学习中。

其次，‌掌握一种语言是真正深入理解其文化，并形成相应思维方式的根基。华校学生通过“三语学习（英语、菲语、普通话）”，不仅能够掌握这三种语言工具，更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吸收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逻辑与思维方式，即英式思维、菲式思维、中式思维，以及这三种思维方式的结合和融合。这种跨文化的认知训练，使得华校学生虽然在学习初期面临更大的挑战，但是随着认知框架的成熟，他们往往能展现出极强的发散性思维、语言分析能力和概念形成能力。这就是华校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学业表现，能够显著优于许多同龄人的根本原因。

菲律宾华校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优秀的成绩，一方面来源于本土教育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及其它国家和地区华教工作者的鼎力相助。

众所周知，菲律宾华语教师队伍除了数量上的短缺问题，还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层的结构性问题——本土师资的专业化程度普遍不足。客观数据显示，菲律宾本土华语教师中，教育专业毕业的比例极低，绝大多数教师并未接受过系统的师范教育训练。以旨在奖励教育专业的“中信菲律宾华校华语教师专业奖”为例，具有教育学历或类似资格的菲律宾本土华教工作者每三年可申请该奖项，第十一届有71位华教工作者获奖，第十二届有73位华教工作者获奖，第十三届有60位华教工作者获奖，三届相加总和为204位；就算以最乐观的假设进行估计（即还有一半够格的老师没来申请），拥有教育学历的本土华语教师仅占整个菲律宾华语教师队伍的20%。

如果让本土华语教师阐述自身的教学经验和心得，他们可以侃侃而谈，说出很多实际案例。但是，如果让本土华语教师说一下这些教学经验和心得基于何种教育教学理论，或者可以总结成什么教育教学理论，那么很多教师往往难以用理论术语进行系统阐述。

幸运的是，菲律宾华教工作者深知自身的短板，并敢于自我挑战。在127年的菲律宾华教历史进程中，菲律宾华教工作者一次次地推动改革与转型。从开创时期的私塾教学，到近代的华语文教学，再到现代的中文二语教学，菲律宾华教工作者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研学态度，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与重塑中，探寻着华文教育的生存与发展之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教师提供了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新冠疫情之后，海外华文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已难以完全适应新时代海外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求。因此，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开始向“国际中文教育”转型发展。

目前，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仍在不断探索中。中国志愿者教师处于专业成长的早期阶段，思想还未固化，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具有非常强的创新精神。更重要的是，志愿者教师在探索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扮演“理论落地”和“教研示范”的双重角色。他们通过公开课、联合备课、教学研讨等形式，将抽象的教学理论转化为具体的课堂操作，帮助本土教师熟悉教学流程，梳理教学逻辑，并共同探讨如何将传统的母语教学经验与科学的第二语言教学规律相结合，从而提升了本土师资的专业化水平。

所以，中国教师在菲律宾华校的存在并不是简单的“中文知识传授者”，而是更为关键的“教学理念传播者”和“教育改革推动者”。他们的存在不仅能够提升华校的中文教学水平，更能够提升华校学生的中文水平，并促进其中、英、菲三语能力的协调发展，是培养菲律宾新生代人才的“良师益友”。

（二）菲律宾华校的作用

根据菲律宾教育部统计，全国共有61,000多所K-12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校。其中，公立中小学47,188所、私立中小学14,458所、大学附属中小学271所。140所华校只占菲律宾中小学总数的千分之二点三，不到全国私立中小学总数的百分之一。

在学生规模方面，菲律宾全国中小学的学生人数大约为2,760万。其中，公立中小学的学生人数大约为2,086万，私立中小学的学生人数大约为220万至250万，华校中小学的学生人数大约为7万到8万。华校学生人数仅占全国中小学学生总数的千分之二点九，只占全国私立中小学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三左右。

	全国中小学	公立中小学	私立中小学	华校中小学	华校与全国 中小学的比例	华校与私立 中小学的比例
学校	61,917	47,188	14,458	140	0.0023%	0.0096%
学生	2,760万	2,086万	220-250万	7-8万	0.0029%	0.032%

（表二）华校的规模和学生人数在菲律宾基础教育体系中的巨大差距

如果根据某些人的抹黑逻辑，认为华教和华校是用来进行“渗透”的。那么笔者实在想不通：仅占菲律宾中小学总数千分之二点三、学生人数仅占全国中小学学生总数千分之二点九的华校，究竟哪来的这么大能耐？

我们再来看看华校对菲律宾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举一个比较鲜活的例子：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菲律宾代表团共获得了4枚金牌、9枚银牌、16枚铜牌，创下了60年来的亚运奖牌总数最佳纪录。其中，获得金牌的共有3位选手，Carlos Yulo（2枚）、Ernest John Obiena（ 蔡华强，1枚）、Jeus Gabriel Derick Yape（1枚）。在田径男子撑竿跳高项目中获得金牌并打破纪录的蔡华强，正是菲律宾中正学院的校友。仅占全国中小学学生总数千分之二点九的华校，为菲律宾争取了四分之一的金牌数量。

当然，体育只能反映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某一部分。真正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实力，必须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其中，经济、科技、军事是硬实力的基础，文化、艺术、体育则属于软实力。

根据网上的资讯，菲律宾华人占总人口不到2%，却在经济领域发挥了主导和支柱作用，有的说掌控70%的经济，有的说控制80%的财富。这样的说法很容易产生两个误解：一、华人都是富人；二、华人在剥削菲律宾人。

为了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我们需要厘清华人在菲律宾的真实人口构成：居住在菲律宾的华人大约100多万，占菲律宾全国人口总数2%；但是超过1,000万菲律宾人拥有或被认为有华人血统，占比为20%。居住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不到5千，占比低于0.01%；拥有部分欧洲/西班牙血统的后裔，人数大约225万到375万，占比为3%-5%。居住在菲律宾的美国人不到7万，占比低于0.05%；纯美国血统与美菲混血儿，人数大约75万，占比为1%。居住在菲律宾的日本人大约1.26万至1.33万，占比为0.01%；拥有日本血统但未保留日本国籍的日裔后代，人数大约10万-20万，占比为0.08%-0.17%。

	西班牙人	美国人	日本人	华人
殖民时长	333年	48年	4年	0
族裔	0.5万（0.01%）	7万（0.05%）	1.33万（0.01%）	100万（2%）
血缘	375万（5%）	75万（1%）	20万（0.17%）	1,000万（20%）

（表三）菲律宾的独特民族构成与多元文化交融

虽然这组数据无法进行简单的同类对比——这里的“华人族裔”指的是仍保留一定华人社区联系、认同华人群体、部分使用闽南语或了解自身祖籍的“狭义华裔菲律宾人”；“华人血缘”指的是人类学家根据历史基因、家族口述及生物学血统推算出的广义人群。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华人与菲律宾原住民的血缘融合度是最高的。

这充分证明，华人早已将菲律宾视为第二故乡，他们不像历史上的殖民者那样对菲律宾进行掠夺和剥削，而是与菲律宾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建设这片家园。

因此，菲律宾华人在经济领域发挥了主导和支柱作用，不是“控制”，更不是“剥削”，而是撑起了整个国家70%-80%的经济命脉，并深度融入了菲律宾国民经济的血脉之中。

除了在经济领域，菲律宾华人在其它领域也实现了与主流社会的深度融合。比如，在国家最高层级有：参议院议长张侨伟、社会福利与发展部长张侨伦，以及前总统发言人陈显达、前科技部长蒙特约、前税务局长洪欣欣。在军事领域有：独立革命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刘亨赙将军，以及二战中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华支）和菲华安堡退伍军人会等。在教育、文化、艺术领域作出贡献的菲律宾华人更是数不胜数。

另外，我们也能从“100万‘狭义华裔菲律宾人’”和“1,000万广义华裔血缘人群”的对比中，看出坚持开展菲律宾华文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个对比直观地显示，由于缺乏华文教育的维系，菲律宾华裔族群中至少有900万拥有华人血统的后裔，在历史长河中流失了自身的文化认同与族群身份。

（三）“危机”也是转机

说了那么多，笔者只是想让大家明白，不能把“这150位中国教师的撤离”简单地视为师资队伍的流失，而应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菲律宾本土华语教师应该勇敢地承担起华语教育教学研究的重任。同时，笔者也想强调一点：我们看待问题绝不能单纯凭感觉，而必须坚持数据导向、科学分析，在稳扎稳打的试点实验中探寻出路，最终实现全面推广。

社会各界提出的对策也非常中肯，凝聚了菲华社会共识的破局之策，主要集中在以下这几点：提高教师待遇、加大培养本土华语教师的力度、促进本土华语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以及探索创办独立的本土中文师范院校。

但笔者想指出一点：这些建议以前就有人提出过，也有人动手实施过，可为什么菲律宾华文教育至今仍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这不禁让人反思：是不是我们破局的第一步，从一开始就走错了？

笔者认为，要实现以上设想，首要任务在于：建设一套真正符合菲律宾华文教育现状与本土实际的华语教育教学体系。这项任务无法依靠外部照搬，必须由菲律宾本土华教工作者扎根实践来完成。

危机之中往往孕育着破局的转机。这150位中国教师的撤离，恰恰提供了一个倒逼菲律宾华教工作者进行自身改革、开展教育教学研究的绝佳契机。因为中国教师已经将他们的“科学的教研逻辑”和“不断进取的创新精神”播撒到本土华教工作者的心中，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他们的努力和奉献。

127年的菲律宾华教历史也多次证明，菲律宾华教工作者不是“温室里的花朵”。面对一个又一个困境，他们一次又一次勇敢地拥抱挑战，敢于自我否定、自我革新、自我重塑，开创更加美好和广阔的未来。

风雨虽骤，但根基已深，让我们共同将外部的压力转化为内部革新的动力，让今天这场称不上危机的“危机”，真正成为菲律宾华文教育迈向更加独立、更加专业、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的重要转折点。这，才是我们在面对风波时，应有的清醒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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