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不起眼的红薯，却是由这个人冒死从菲律宾引进中国

冀苍鸾

历史上有资格被称为“国士无双”的人屈指可数。正比如全国人民敬爱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养活了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彻底解决了中国为粮食而发愁的问题，这是当之无愧的“国士”。而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也有这样一个人，以解决百姓温饱为己任，养活了中国上亿的百姓，堪称古代版的袁隆平，这个人便是陈振龙。

有人或许会问，这个几乎未曾听说过的人凭什么可与袁隆平院士相提并论呢？答案很简单：只因为他曾经从菲律宾冒死偷回一根藤。

很简单吗？往下看你就知道了。

来历非凡的红薯

红薯，也称番薯、地瓜，当下已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普遍栽培。红薯是一种高产且适应性强的粮食作物，与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块根除作主粮外，也是食品加工、淀粉和酒精制造工业的重要原料，就连根、茎、叶也是优良的饲料，可以说，我们当下的生活与红薯已经密切相关。



但是你知道吗？现在随处可见的红薯曾经可是个稀罕东西。15世纪末期，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航海家哥伦布开始横跨大西洋，这一次航行，除了发现了让他名垂千史的美洲新大陆外，还发现了南美当地的农作物——红薯。自此，红薯这一枚生命力顽强的农作物被哥伦布从一个无人知晓的蛮荒之地带到了西班牙并献给了伊丽莎白女王。



再后来，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征战四方并攻陷了菲律宾之后，为了解决当时菲律宾粮米不足、农业水平低下的问题，西班牙殖民者便将红薯这一农作物引进到菲律宾进行种植，在红薯惊人的收成下，很快，这一种在当时便能够亩产接近4000斤的超级农作物迅速在东南亚周围传播开来。



作为国宝般的存在，西班牙政府对这一重要的粮食作物把控的十分严格，想流传到其它非殖民国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了防止有人以身试法，西班牙殖民者明令禁止任何人将其携带出境，违反者将会被就地处决，甚至每一个出境口都设置了多名检察官，专门预防红薯的“走私”行为。

由此可见，在当时，红薯是一种多么珍贵的资源。

盛世也怕天灾

对于古时候人民百姓的疾苦，生活在太平盛世的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在古代，所有农民都是靠天吃饭。一年无灾无害则五谷丰登，皆大欢喜，但如若遇上天灾，这一年的辛苦都将作废，人民便会苦不堪言。



明朝时的福建，有一段时间恰逢连年旱灾，农民一年下来颗粒无收，甚至整个国家都出现了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的问题，人民食不果腹，有人啃食树皮，有人携全家投河自尽，多地甚至出现了“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人们对朝廷的不满日益增加，暴动不断，饿殍载道。



如果是人祸，朝廷还或许有办法，但是面对天灾，就算是天子也同样无可奈何，但就是这样一个世纪大难题，被陈振龙带来的一根藤给化解了。

“番薯之父”陈振龙

陈振龙（约1543年—1619年），男，汉族，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今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青桥村人，生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仕宦之家，后寄居省城南关外达道铺。陈振龙从小天资聪颖，且饱读诗书，后来更是成功地考上了秀才，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本以为日后会在仕途上顺风顺水的他却在之后的几次乡试接连失败，无奈之下的陈振龙只好放弃了读书，转行做起了商人。在古代，商人地位本来是非常低下的，排在官员、读书人和农民之后，无论富甲一方还是富可敌国，商人都不能入朝为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到了明朝隆庆年间，朝廷开放了海禁，大批福建人开始渡海下南洋谋生。陈振龙也因此决定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吕宋经商，但因仍钟情故土，不时怀念家乡的父老乡亲，因此他经常往返于福州和吕宋（菲律宾）之间。

远在异国他乡的陈振龙无事时便会到处走走，直到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沿着街道散步，目光突然被田里的一种农作物所吸引，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在吕宋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在种植这种作物，并且他惊奇的发现，这种植物生命力及其顽强，而且产量惊人。小时候经历过饥荒的陈振龙马上意识到，这个植物也许能解决家乡的饥荒问题，心系故土的他决定趁回国的机会，把这个神奇的东西带回去。



前文中有提到，番薯这种作物可是被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视为“禁脔”，即使有人敢冒死把它“偷”到中国，也是一件极难的事情。

陈振龙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将薯种带出吕宋，直到后来，他无意中看到船上的吸水绳和红薯藤极为相似，便决定将红薯的藤藏于麻绳之中。于是他花费大量钱财购得几尺薯藤，顺利的逃过了士兵的搜查，之后又经七个昼夜的航行，终于顺利地把红薯藤带回到了故乡福州，这一年是明万历二十一年，即1593年，也是中国引种甘薯之元年，这一年，陈振龙已50岁。

赶到家中后，陈振龙立刻与儿子按照在菲律宾学来的种植方法，将红薯藤试种在庭院周围，果然在四个月后，生命力顽强的红薯藤成功长出了红薯。



那一年，恰逢福建又遭大旱，田园绝收，民不聊生。时任福建巡抚金学曾正在为粮食歉收大伤脑筋。农历六月初一，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禀述番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请求官府推广栽种。金学曾先是对陈氏父子冒死带种而归的义举表示大为赞赏，后便允其觅地试种。“不及四个月，启土开掘，子母钩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食可充饥”，也就是试种大获成功。

从此之后，红薯在福建被大量种植，福建人民的饥饿问题终于得到了根本解决。福建人为了感恩金学曾的推广，将红薯命名为“金薯”。陈振龙则被后人称为“番薯之父”。



后来，陈振龙的孙子陈世元等人又将红薯带到浙江、河南、山东等地。大力宣扬其耐旱、高产、生命力顽强的优点，呼吁当地农民种植红薯。陈世元更是亲自教授当地人民培育秧苗的技巧，在田间教人们如何修剪枝条，经过一番努力，到了秋天，多地农民成功种出红薯。因为红薯作为农作物性状优良，不久，便在全国多地普及。成为仅次于水稻、麦子和玉米的重要粮食作物。

小红薯创造大变革

红薯的推广种植，使中国的可耕种面积扩大了四倍有余。国内人口也从明朝初期的0.7亿，一跃成为1.97亿，其引发的人口和食物革命，已经足以使陈振龙名垂千古。

到了乾隆50年，乾隆帝也认识到了红薯的重要性，首次颁出圣旨下令在全国大面积种植红薯，“使皆知种薯之利，多为栽种”。



至此，红薯种植终于从民间的自发传播，演变成了国家行为。这一段全国推广的路，一走就是200余年。在红薯的广泛种植下，中国各朝各代的人口也从明朝万历年间1亿多人口，繁衍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3.13亿，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又增长至4.3亿。这其中能够让中华民族繁衍强大的根源，红薯的广泛传播确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百姓为了感谢陈振龙冒死将红薯带回国的丰功伟绩，在多地建起祠堂。后来因为一些原因祠堂被拆除，1957年重修，并命名为“先薯亭”。陈振龙的光辉事迹也一直流传至今，供后人学习。

历史的风风雨雨已然过去，封建王朝也早已落幕，到了今天，或许已经没有人再会因为粮食欠收而活不下去，可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了心怀天下百姓的有功之人。

看到这里，你是否也认为陈振龙是一位可敬的“国士”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