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榨的菲佣，成了“国家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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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英语、能干活、爱小孩、性价比高。

菲佣，已然成为了菲律宾行走世界的一张名片。

世人只知道，她们是家政界的天花板，却不知，她们在菲律宾还有另一个称谓——“国家英雄”。

1、在普遍重男轻女的菲律宾，菲佣怎么就成“英雄”了呢？

故事要从二战后说起。

1946年7月4日，菲律宾彻底结束殖民统治，宣布独立。

这个穿越战争阴霾的海洋岛国，很快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制糖、烟草、木材等行业，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春天。

到1953年，菲律宾人均GDP已达到208美元，跃居亚洲第二（彼时中国人均GDP只有89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亚洲富国。

1965年，在美国的扶持下，费迪南德·马科斯当选菲律宾总统。


● 费迪南德·马科斯

这位老百姓眼中打跑了日本鬼子的“二战英雄”。在登台20年时间内，硬生生地，把一手好牌全打烂了。

起初，马科斯还是积极做了一些实事：推行土地改革、发动“绿色革命”、普及教育等等，赢得了不少赞赏的声音。

渐渐地，他开始打压政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派，控制媒体。

等到全国上下都没有人敢再质疑他的时候，马科斯展露出徇私舞弊的另一面。

他直接修改法律，把国家重要原料行业——诸如糖业、烟草、椰子、香蕉等全部收归自己家族所有。

借着执政权势，马科斯一面压低国内原料收购价格，一面又高价卖出。

像套娃般，菲律宾一个又一个关键产业被纳入私囊，昔日的救国英雄摇身一变，成为了个人资产超10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

然而，老百姓的日子却越发困窘——马科斯执政后期，50万制糖工人日收入甚至不到1美元。

持续的经济衰退很快激化了社会矛盾，底层劳动者开始走上街头抗议，年轻人被迫远离故土，去异国他乡另寻生路。



● 1980年代的菲律宾

为了转移矛盾，缓解国内就业压力，1974年5月，菲律宾政府颁布《劳工法》，明确政府会对海外劳工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鼓励大家走出国门，在海外寻找工作机会。

就这样，菲佣开始成为一张亮眼的名片，从菲律宾走向新加坡、日本、中国香港、科威特等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尽管1986年，马科斯被赶下台流放海外，菲律宾的海外劳工政策却延续保留了下来。

1987年，为表对海外劳工的重视与关心，菲律宾政府将“海外劳工福利基金会”扩大为“海外劳工福利部”；1995年，政府又颁布《移民劳工和海外菲律宾人法》，进一步保护海外劳工权益，设置海外工人基金，提供更多的政府援助。

时至今日，菲律宾总人口不过1.17亿，海外劳工和侨民人数却接近1200万，成为全球排前三的海外移民族群。

2016年，菲律宾海外劳工的汇款总额就突破了270亿美元，占菲律宾当年GDP的9.8%。

到2023年，菲律宾海外劳工的个人汇款更是创下372亿美元的新纪录。

菲佣凭实力成为了菲律宾重要的经济支柱，也因此赢得了国内社会的尊重——政府盛赞她们为“新的国家英雄”。

自1995年起，菲律宾政府便将每年6月7日定为了“海外劳工日”。

不仅如此，菲律宾国内很多机场都设有菲佣专门通道，每年圣诞节来临前，机场还会铺红毯欢迎回国休假、探亲的菲佣。

遇上国内选举时，政客们会设置各类奖项表彰海外女性务工者，感谢她们做出的贡献，并借机拉选票。

就这样，昔日谋生困难的菲律宾女性，奔走海外几十年后，担起了“英雄”重任。

在准入门槛较低的家政服务领域，皮肤黝黑的她们，是如何赢得国际市场青睐，成为“金字招牌”的呢？

首先，菲律宾拥有完善的家政教育体系。

在菲律宾，各个中学女校和近3000所大专院校都开设有必修的家政课程，市面上各类家政培训中心更是数不胜数。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菲律宾国立大学家政学院（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设有7个学士学位专业、5个硕士学位专业、3个博士学位专业。

当我们还在讨论大学生干家政是否大材小用的时候，菲律宾早已将家政服务变成了一门严谨的学科。

大学里的家政课程划分相当细致，教学内容涉及家居管理、家庭伦理、人文艺术、家庭教育、家庭保健、生活哲学等诸多领域。


2、其次，为了打造有足够竞争力的菲佣品牌，政府还对所有计划出国务工的女性增设了一道门槛——必须通过菲律宾教育和技能发展局（TESDA）的考核培训：

最低学习时限216小时，课程总数超240门。

在规范的学校家政教育及政府培训下，菲佣品牌很快便在世界范围内赢得良好口碑。

与我们国内家政主力为中年妇女的情况不同，菲佣群体有很多年轻女性，她们基本都有中专以上学历，其中还不乏高学历的大学生，以及拥有医师、教师执照的专业人才。

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菲佣除了过硬的家政服务素养外，还会根据流入国的情况，灵活掌握学习英语、阿拉伯语、广东话、日语等与雇主相通的语言，为开拓全球市场作了充分的赋能准备。

后来，菲佣被誉为“世界上最专业的保姆”，名不虚传。

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高速起飞，许多香港女性纷纷走出家庭，在职场绽放光彩，而另一头繁杂的家务与育儿陪护，不得不另寻帮手。

菲佣就是趁着这个契机，进入了无数香港家庭。

目前，香港雇请菲佣最低月薪不得低于4520港币（约合4200元人民币），每份合约期限为2年，雇主除提供食宿外，还需提供劳工保险以及菲佣往返香港的机票费用。

这个聘请价格相较于欧美，并不算高，但对于菲佣而言，依旧高于国内白领收入，颇具吸引力。

每到周日，香港中环街边就会聚满休假的菲佣姐妹，她们用硬纸板临时铺出一片空间，三五成群地席地而坐，热情地彼此分享美食、聊八卦、唱歌跳舞，享受难得的休息时光。



● 在户外聚会休息的菲佣

香港雇主眼中的她们，大多勤劳、温和、诚实、内敛，是家庭管理的好助手。

不少港人都与菲佣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有的甚至视如家人，长期合作。

菲佣Jonah就很满意自己的工作——她育有两个儿子，都留在菲律宾交由婆婆照顾，自己和丈夫则出国务工。她在香港，丈夫在沙特，两人每个月往家里各寄2000港币，足以让孩子过上一份无忧的学习生活。

然而，远离自己熟悉的家园，在异地求生存的日子，也并非一帆风顺。

3、“英雄”光环之下，是赌注，是隐忍，也是牺牲。

在菲佣的个人简历里，不少女性的学历显示为大学肄业。

她们既然念了大学，为何不认真学完课程，拿到学位毕业呢？

原来，很多女孩子在大学恋爱期间，遭遇了意外怀孕——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禁止堕胎，一旦有了孩子，学业就很难继续了。

并且，在菲律宾的本土文化里，没有男性要撑起家庭重担，赚钱养家的习俗，恰恰相反，不少男性还会在女友怀孕后选择“溜之大吉”。

一面是嗷嗷待哺的孩子，一面是空无支撑的伴侣，两相无奈，便促使女性出国务工，以菲佣身份赚取高工资，挑起养家重担。

就算没有育儿压力，不少高知女性也会主动选择远走。

在菲律宾，家里有女儿出国做菲佣，不仅不丢人，反而是父母引以为傲的事——能赚钱养家，是能力的证明。

有的菲佣在香港做到50岁后“退休”归国，便能在老家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然而，雇主千差万别，并不是每一段关系都尽如人意。

香港的法律明确规定，雇主必须给家庭佣工提供住宿和膳食，实际情况却令人唏嘘。

香港儿歌天后李紫昕，曾被爆出在她父母家中的卫生间内，有一个特别定制的木板“上铺”，供菲佣居住。



照片曝光后，李紫昕遭网友质疑虐待菲佣，而她本人则支支吾吾地解释说：自己母亲不愿意与菲佣共用卫生间，所以有了这样的特殊“隔间”。

天王张学友的妻子罗美薇更是在三年内以“清洁不彻底”为由，频繁更换了近20名菲佣，被菲律宾驻香港领事馆直接拉入黑名单。

在跟踪关注香港菲佣的学者陈如珍笔下，曾记录过一位菲佣的自述：

“有一次我和雇主全家去麦当劳吃饭。雇主夫妇点餐时，我带着孩子找位子坐。我以为他们会给我点个套餐，没想到他们却叫我从小孩的儿童餐中拿一只鸡翅和一些薯条。我看着他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低下头盯着自己的双脚，然后才说：‘我不饿’。在他们继续享用他们的食物时，我决定暂时走到一边去。”

那份雇主示意她拿的鸡翅和薯条，也许，已经无声证明了这段雇佣关系里的隔膜——再能干的帮佣，终究都成为不了平等相待的家人。

被忽视、被压榨、被边缘化，似乎成了菲佣海外探索的某种“家常便饭”。

所以当连续在香港定居7年以上的菲佣，尝试借助香港入境条例申请永久居住权的时候，遭到了本地市民的强烈反对。

无论多么出色的家政业绩，都难以让她们在异国实现真正意义的融入。

菲佣像永不停息的候鸟，乘着乡愁的风，向一个接一个的未知目的地迁徙。

1995年3月，一个名叫弗洛尔的菲佣，在新加坡被执行绞刑。

消息一出，两国关系坠入冰点。

案件发生在1991年5月，弗洛尔被指控谋杀雇主年仅4岁的儿子和一位名叫蒂拉曼卡的菲佣。



● 弗洛尔（中）

尽管在法庭上弗洛尔对此供认不讳，但案件在执行期临近前却出现惊人反转。

一名认识弗洛尔的女佣回菲律宾后，告诉媒体事件的另一个版本：

是雇主儿子不小心溺亡在家中浴缸，雇主盛怒之下勒死了菲佣蒂拉曼卡，并嫁祸到弗洛尔身上。



● 弗洛尔的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弗洛尔的故事》

就这样，菲律宾随即发起了“拯救弗洛尔”的游行活动，要求新加坡政府特赦弗洛尔。新加坡方面在仔细审查后，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特赦，维持原判执行了绞刑。

此举引发菲律宾民众的强烈不满，人们笃信弗洛尔是被冤枉的，在街头焚烧新加坡国旗、抵制新加坡产品。菲律宾政府也出面要求重审案件，并撤回了驻新加坡的大使，宣布无限期推迟两国联合军演，将弗洛尔遗体接回国以英雄名义厚葬。

一夜之间，弗洛尔成为海外务工者悲惨境遇的象征。



不管此案的真相究竟如何，菲律宾政府展现出对菲佣的高度重视，并在此案之后，进一步强化了海外务工者的法律保护措施。

遗憾的是，国家的关怀与制度的完善，依旧难以扭转菲佣在异国的被动处境。

封闭居室下了的家政工作，时刻都潜藏着难以预料的压迫，甚至暴力。

2020年，科威特的相关政府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科威特一半以上的自杀事件是发生在家里，而半数以上的自杀者是菲佣。”

在科威特，部分菲佣不仅没法按时拿到薪资，还会遭遇雇主虐待甚至性侵，“挨打、吐口水是常事”。


● 2015年，两名菲佣遭到科威特雇主的虐待
菲佣在英国的情况也不乐观。一位名叫米托斯的菲佣告诉记者，她曾被雇主关在家里整整三年，禁止外出，每天只被允许休息2小时。

所以，在菲佣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当菲佣，意味着一只脚踩进了坟墓。”

高强度的工作、微妙的雇佣关系、对家乡亲人的思念，都成为外出谋生路上的考验。

耐人寻味的是，菲佣们鲜少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的孤独与辛酸。

点开她们的账号，你可能看见的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以及她们在周末聚会时，开心的笑容。

远在菲律宾的亲友们，看到这些照片都羡慕，你们在国外真正过上了好日子。

可如果真的国家富有，社会安定，谁愿意抛下孩子、父母，去独享“好日子”呢？

喜提“国家英雄”的菲佣，不知是社会的骄傲，还是时代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