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到工资，我站在了自己建的22层高楼上

马宝清马宝清

柬埔寨农民工群体

男

70后/80后

人均被拖欠5万多元工资

在作为男人的“他”之前，他是某人的父亲、儿子、丈夫。

我们通常称“他”为家里的顶梁柱，但是从不思考顶梁柱的精神世界。

他们是最普通的农民工，无非是加上了一个海外劳工的标签，就让他们的生存环境岌岌可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不在乎什么劳动法，不要求保障，不追求美金，他们只在乎每个月能寄多少薪水回家。

干最脏最累的活，吃三包泡面将就一天，无非是为了省钱。



到后来，变成了活命。

然而出国务工一年到头，他们没挣到一分钱。

人们常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而他们，拿不到钱绝不回国。



◆ ◆ ◆
陈华：被杀心反噬
陈华来自江苏的一个农村，今年已经四十多了。

人到中年，面临的不只是中年危机，更多的是来自对身体和家庭的无力。



陈华像大多数中年男人一样，发福，身体大不如前。他也像大多数中年男人一样，没什么本事，碌碌无为。即使如此，他也仍旧是家里的顶梁柱，虽然他也感到自己的肩膀其实没有那么坚实厚重，还是得咬牙硬撑。
陈华除了作为一个窘迫的中年男人之外，他还是一双年过70身体逐渐衰微老父母的器重儿子、一个勤劳农村主妇的可靠丈夫以及一个正值高二学生的威严父亲。这层层递增的责任，是陈华肩上的三座大山。
陈华掌握着家里的话语权，为了挣钱，他决定出国务工。

而在此前，他也的确看到那些老乡挣了许多美金回来。他们风光无限，陈华不在乎，但他们出国挣的真的比他在国内拼死拼活打零工挣得多。

这是他头一次出国打工，家人不同意，但身体不好的父母已经70多岁，老婆除了要照顾家人还要种地补贴家用，孩子在上高二……家里各种花销不能停。

陈华只想多挣点钱，他想着反正柬埔寨离中国不远，到时候想回来也可以尽快回来，但他根本预料不到后面的疫情——更想不到会被拖欠工资，一年到头甚至连机票钱也拿不出来。



他已经好几个月没能往家里寄钱，又不敢跟家人说明实情。

每天靠着3包方便面填肚子，陈华满脑子都是想着尽快拿到15000美金的血汗钱回到家，此后再也不来柬埔寨。

那时的陈华，已经起了杀心。

只不过，这个杀心最后反噬到了自己身上。

10月14日，陈华跟着工友聚集在他们亲手搭盖的工地大楼前，拉横幅讨要薪资，当时甚至惊动了区长，那天他们没要到一分钱。
10月19日，没有人来。
10月20日，也没有人来。
10月21日，陈华睁开眼，只感觉到绝望。他意识到，就这么干等，根本不会有任何人来。
下午1点半，陈华离开宿舍，爬上了他亲手搭建起的22层高楼，接着他睁着眼睛站到了楼顶最外侧的脚手架上。

这一次，就像以前无数次稀疏平常的施工一样，但他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只觉得坦然而放空。紧接着一腔怒火从他的喉咙里迸发出来，他撕心裂肺地朝着天空喊着“给我钱、给我钱”！

几分钟后，几个工友跑上楼顶劝他。但陈华，不想听。



他还穿着印着广告的黄色工作服，微微佝偻着腰，面对着苍茫低沉的天空，然后又将头低了下去。没有人可以看到他的表情，就连他自己，也看不清。

风灌进他的衣服，让他浑身打颤。周遭的声音很嘈杂，楼底又开始有人拉条幅讨薪。

陈华意识到，自己成为了一块醒目而庄严的背景板，为讨薪添上了警示威胁的意义。

但他不在乎，一个中年男人到如此地步，陈华早已顾不上体面，甚至能不要性命。



在一片“无良开发商，还我血汗钱”的呼声中，陈华几近晕眩。
那么多看客在看他们的笑话，可是他只想要回属于自己的钱。

陈华意识到，在柬埔寨，人命比纸薄。

当地时间六点多，陈华还是回到了平地。

但这事，永远没完。

◆ ◆ ◆
刘力：从人沦为资本家踢的“皮球”
2019年11月，刘力花了6000元中介费，来到柬埔寨打工。

当时好多人羡慕他，那么好的大公司，还能去国外溜达，最主要的是挣美金！

刘力也曾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他一百度公司的名字，闪亮的公司标志就映入眼帘——别提多有面子了！

但是实际到了柬埔寨，待遇还是跟之前中介承诺的多少有点出入，比如押一付一，最后直接变成押三付一。但是他不在乎，只要能挣钱，就好好干。



他通过分包公司的劳务合同来到总包公司的工地干活，为柬埔寨一号公路的建设挥洒汗雨。

他搞不太懂总包分包的关系，反正都是正规的大企业，有奶就是娘，发工资他就干得有劲。

起先，分包公司承诺每个月给他们按工种发6000到10000元不等的工资，包吃包住。

可后来，刘力连续3个月没领到工资。
分包公司狡辩工资是“押三付一”，即押三个月的工资，付一个月的工资。

刘力云里雾里，觉得可能真有这样的规定，于是被蒙混过关。

2020年2月底，刘力估摸着可以发工资了，于是跟工友去领工资。

这次分包公司的财务告诉他们，老板回国了暂时无法发放。

刘力开始觉得不对劲。

3月，老板回了柬埔寨，工人们堵住他，他终于结了2019年12月的工资。但后来分包公司发工资就像挤牙膏，直到今年6月和7月，才分别发放了1月和2月的工资。而余下的2019年11月、2020年3月至8月的工资，刘力一分钱都没见到。

工人们只能联合起来去找总包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要说法，但对方表示，根据合同他们只能把款项结给分包公司。

一时间，刘力又陷入了“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哲学迷局，可是他不管是谁，只是想要工资。工资对他而言，就是救命钱。

他的一生，就在为这几个钱奔波。

他开始觉得自己不像个人。



刘力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软塌塌的皮球，被总包分包踢着走，越来越泄气，越来越踢不动。

可生活这场球赛，还是要继续。忍不了，他就要被换下场。

然而在柬埔寨，还有无数个陈华，无数个刘力……

有的陈华，站了出来，还是被当做背景板。有的刘力，死磕下去，还是陷入“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伪命题。但古今中外，农民工群体，从来都是弱势群体。

他们一旦走出国门，就连《劳动法》都保护不了他们。

他们文化水平不太高，基本都不会外语。

他们在柬埔寨抛头颅，洒热血，搞基建，把血汗奉献给柬埔寨。

最终换来的，却是整个群体的悲恸和创伤。

就连触底反击，也显得如此无力。

在作为中年男人的“他”之前，他们还是某人的父亲、儿子、丈夫。

他可能还是家中的顶梁柱。

人们会对顶梁柱嘘寒问暖，为他保养，为他加油鼓劲，偶尔也劝他卸下一些负担，可是他们不会在意顶梁柱是否就愿意顶着这个家。

没人问，你想不想做一块别的木材？你想不想不做木头，做别的？

人情社会与现实蚕食着顶梁柱们的肩膀，家人有时候也变成了帮凶。

顶梁柱是某人的父亲、儿子、丈夫，即使是如此威严正统的身份。

挣不到钱，他们依然不敢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