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街的温度/吴谨程

无人岛屿颈

椰子摄

我又一次漫步在王彬街。

像漫步在泉州中山路，这里有熟悉的乡音，有我的栖身之所：大连酒店。自由而温暖的风吹来，令我思如泉涌。闽南语在空气里飘着——不是舞台上那种，是讨价还价的、寒暄问候的，带着葱花和汽油的混合气味。

我问自己：是什么让一条异邦的街道有了温度？

温度来自时间。时间在这里层层堆积，像闽南人“起厝”，基石一块一块往上叠。最底下的一层，是“八连”。

1571年，西班牙殖民者在马尼拉设立“八连”——一个集中安置中国商人的围栏。说是安置，实则拘禁。日出开市，日落闭市，一举一动都在炮台的射程之内。八连屡毁屡建，七易其址，十二次重建。每一次焚毁与重建，都是华人血汗的重新开始。

我的同乡们从泉州出发，从晋江出发，渡过时而温柔时而暴烈的大海。这让我想起另一种迁徙：中原板荡，衣冠南渡，先民们沿山路水系向南，在晋江两岸的土地上落脚，以土为墙，以海为田。

从南迁到出洋，千年之间，闽南人始终在寻找活路。

问题是：活路找到了，身份呢？

1790年前后，八连被彻底拆除，华人迁入岷伦洛，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华人区成形。而让这个街区有了名字的，是罗曼·王彬。他的祖父王奕彬，晋江清濛人，18世纪初来菲谋生，做蜡烛生意。到王彬这一代，这个家族已深深扎根。王彬在洲仔岸街开设商号，以“铁价不二”闻名。他是商人，却不只是关心账本。在菲律宾反抗西班牙和美国的独立战争中，他献出大量物资与钱财，店铺成为革命党人的聚会之所，为此数度被捕入狱，出狱后仍不改其志。1912年积劳成疾去世，三年后，马尼拉市议会将沙克里斯蒂亚街更名为王彬街。

一个晋江人的后代，成了菲律宾民族英雄，成了一条街道的名字。但问题随之而来：当一个人同时属于两个民族，他到底是谁？王彬用一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不选择，他承担。

站在王彬的铜像前，我打量这座立在街口的黑色立像。它不算高大伟岸，周围没有鲜花也没有草坪。一座城市的记忆，有时就是这样漫不经心地被对待的。但我转念又想：王彬也许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这条街上的人是否还能安居乐业，在意的是华人和菲律宾人是否还能如他所愿地和睦共处。

我继续走。我的兄弟陪着，一一走过王彬雕像、岷伦洛教堂、信愿寺。信愿寺三层楼宇，香火旺盛。楼上大殿正中，神主牌位按梯形排列，每个牌位上写着已故者的祖籍与姓名——晋江、南安、惠安、同安——这些地名嵌在菲律宾的土地上，像一串密码，等待故乡的人来辨认。

生存本身，就是最大的信仰。但我忍不住追问：当信仰变成一种实用工具，这些海外华人的精神故乡，究竟在哪里？

在信愿寺的静谧里，我想起祖父和外祖父。

那是二战后不久的某一天，王彬街头，两个男人勾肩搭背走过岷伦洛教堂外，听着钟声忽高忽低。他们停下来，然后做了一个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决定：替各自的儿女，私订了终身。

于是，有了我。

一个半生牵挂菲律宾的华侨史研究者，一个基层侨务工作者。我在诗歌《雨落岷伦洛》里写过这个场景：

“爷爷走在1940年的街头，对外公说／‘看，岷伦洛教堂钟声高一声／低一声，你应该听得到：家的回响’”

家的回响。什么是“家”？对于祖父那一代人，唐山是家，马尼拉也是家。他们在异邦土地上流汗、流泪、流血，把根系扎进巴石河两岸的沙土。他们讲闽南语，也讲他加禄语；供奉祖先牌位，也去教堂做弥撒；赚钱寄回唐山盖大厝，也在这里建学校、修寺庙、捐善款。他们是两个家的家长，从不觉得这有什么矛盾。但这种平衡是真实的吗？还是说，他们只是把撕裂藏在心底，把抉择留给了后代？

这或许就是王彬街的温度的真正来源——不是建筑，不是街道，甚至不是王彬铜像，而是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纠缠与尚未完成的和解。温度，恰恰来自摩擦。

夜幕降临，我和同乡兄弟进了大连海鲜酒楼。一杯酒斟满，几样家乡菜上桌。我们高声谈论，兴起时碰杯大笑，沉默处各自思索。恍惚间，我觉得这里就是泉州，就是晋江，就是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可真的是吗？如果真的是，为什么我每一次来，都觉得是在寻根，而不是回家？

我又在王彬街上走着。我走进华社会所，查阅发黄的议事录、章程、名册，采访白发苍苍的理事，听他们讲1954年商总成立时的盛况，讲1975年中菲建交时华人社会如何奔走相告。这些故事进入我的笔记，进入我的论文，进入我作为华侨史研究者的生命经验。        我和同乡兄弟举杯，向远去的先辈敬酒。这一杯，敬王奕彬，敬他从清濛出发时那艘摇晃的木船。敬每一个从闽南出发的人，无论他们最终停泊在哪个港湾。

敬这条街道四百多年的温度。

我们终于和历史握手言和了吗？也许没有。也许那条街道的温度正在于——它始终在提醒我：有些问题没有答案，但必须一直追问下去。

王彬街的温度，说到底，是家的温度。而家的温度，正是一种永远在追问、永远不抵达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