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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到马尼拉的时候，才真正走进那个地方。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没敢进。飞机落地之前我就听说了很多关于这座城市治安的说法，在酒店里翻了几篇关于通多区的报道，看完之后把手机扣在桌上，决定还是算了。那几天我去了商场、去了博物馆、去了海边，始终没有跨过那道线。
这一次是和朋友一起，两个人站在通多区的入口处，巷口有一根歪斜的电线杆，上面贴满了褪色的小广告，地上湿漉漉的，不知道是水还是别的什么。空气里有一股很复杂的味道——潮湿的、烟熏的、垃圾腐烂的，几种气味混在一起，不浓，但一直贴着你的鼻腔。巷子窄得看不见尽头，两侧的铁皮屋顶高高低低地挤在一起，像一堆被随手摞起来的纸箱。
我们站了一会儿，没有往前走。这时候巷子口的几个人注意到了我们。两三个男人蹲在一家小卖部门口，手里夹着烟，膝盖上放着塑料杯，像在喝什么。还有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倚在门框边，一边哄怀里的婴儿，一边不时朝我们这边瞟一眼。他们之间没有明显的交流，但每个人都在用余光看我们。嘴里嘟囔着什么，听不清，大概是菲律宾语。偶尔有一两声笑传过来，不带恶意，更像是那种——哦，来了两个外国女孩，站在这儿不知道怎么办。眼神里带着好奇，也带着一点等着看你要做什么的笑意。
玛丽亚就是从那个时候出现的。她靠在巷口的墙边，手里拎着一个空饮料瓶，穿着洗得很薄的白T恤，领口已经松了，露出半截锁骨。脚上是人字拖，其中一根带子用订书钉钉过，她看见我们两个人站在那里张望，走过来说了一句：“你们要进去看看吗？”她的英语很简单，发音有一种当地的卷舌音，但能听懂。她说她可以带我们走一走，不需要钱。她说话的时候没有太多表情，不像那些在景区门口揽客的人，像刚好有十分钟的空闲，而我们刚好需要一个人带路。
我和朋友对视一眼，点了点头。想起包里有一把糖果，是出国前随手塞进去的，用透明塑料袋装着，各种颜色，什么牌子的都有。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去陌生的地方总会带一点小东西，好像是在为某种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做准备。我告诉玛丽亚，她带路，这些糖果给她。她低头看了一眼那把花花绿绿的糖，笑了笑，很浅，像在说好。
她十六岁。住在通多区一个叫哈皮兰的地方。哈皮兰的意思是“快乐之乡”，听起来像游乐园的名字，实际上却是马尼拉最拥挤的贫民窟之一。几周前那里刚发生了一场大火，数百间铁皮棚屋被烧成了灰烬。玛丽亚的家也在那场火里没了，烧得只剩几根弯掉的铁皮骨架。我们站在她家门前的时候，她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烧得变形的铁皮，翻过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原处。她没有说“你看，这就是我家”，只是站在那儿，把那块铁皮放在脚边，然后继续往里走。我注意到墙角堆着一只烧了一半的塑料凳子，红色的，半边已经没了，但剩下的那半边还看得出原来的形状。
哈皮兰像一座迷宫。巷子窄到两个人并肩走都会碰到对方的肩膀，脚下是湿漉漉的水泥地，有些地方积水很深，得踩着垫高的砖头才能过去。空气里那种混合的味道在这里变得浓烈起来——垃圾发酵的酸味、锅里的油烟味、下水道的腥味，全部搅在一起。电线从头顶上横七竖八地拉过去，有些就悬在离头顶不到一米的地方，像一碰就会掉下来。男人们在垃圾山那边拾荒，离这里不远，走路大约七八分钟，能看到那个灰褐色的山体，还在冒着细细的白烟。他们背着手编的麻袋，手里握着一根带钩子的铁棍，远远看过去，像一群缓慢移动的黑点。在这里，十公斤的塑料瓶能换三块人民币。女人们大多留在屋前，洗菜、分拣垃圾、照看孩子。也有人支一个小摊，卖几包膨化零食、几瓶可乐、几串烤香蕉。
玛丽亚的母亲就是这些女人中的一员。她每天天亮之前出门，赶在别人之前到达垃圾堆，用那双贴满胶布的手翻找。她的手指常年覆盖着一层又一层的胶布，旧的还没撕掉，新的又贴上去了。胶布被碎片划开的口子太多，看上去像一张破旧的地图。玛丽亚说，她母亲运气好的时候，能捡到一些还能吃的东西——被扔掉的面包边角料，吃剩的炸鸡骨架，有时候还有半盒没喝完的牛奶。这些东西拿回家，洗干净，用面粉裹一遍，重新下锅炸，装进小袋子里拿到街上卖。当地人管这个叫pagpag，意思是“从垃圾里翻出来的食物”。一袋卖四块钱人民币，买的人是附近的工人、三轮车夫，以及那些同样住在铁皮屋里的人。
玛丽亚的弟弟就是吃这个长大的。他七岁，瘦得能看清肩膀的骨头，穿着一件洗到发白的蓝色短袖。他见到我的时候一直笑，露出发黑的牙齿，其中一颗已经烂了大半。玛丽亚说他想上学，但家里买不起校服和课本。公立学校是免费的，可一套制服一双鞋一套文具加起来，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笔需要攒好几个月的钱。玛丽亚自己不上学。她说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帮母亲干活，白天推着一个小推车沿街卖零食，一个月能挣一千多比索，约合人民币一百多块。她把这些钱分成两份，一份交给母亲，一份自己攒着。攒了好几个月了，她说她想买一件新衣服。说这话的时候她没有看我，低着头用脚尖碾地上的石子。“那种新的，不是别人穿过的。”她补了一句。
通多区是马尼拉最老的城区之一。几百年前是聚落中心，后来城市向南扩张，这里慢慢被港口和工厂包围，成了城市的边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大量的垃圾被倾倒在这里，日复一日，堆成一座六十多米高的垃圾山。那座山还在冒烟，甲烷在底下闷烧，终年不断。拾荒者们每天凌晨就上去了，扛着麻袋，拎着铁钩，在那些翻涌的白烟之间低头翻找。这座山养活了这片贫民窟好几代人，也埋葬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千禧年的时候垃圾山塌过一次，两百多个人被埋在了下面。玛丽亚说，她奶奶就在那一场里失去了一个弟弟。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双手拧着一个空饮料瓶的瓶盖，拧紧，拧开，再拧紧。
从哈皮兰走出来的时候太阳正在往下落。穿过那几条窄巷，回到主干道上，光一下子变了，从阴暗的灰绿色变成了刺眼的橘金色。街对面是一栋几十层高的玻璃幕墙大楼，一楼有个超市，门口站着两个穿白色制服的保安，其中一个腰间挂着一把手枪。住户们拎着购物袋进进出出，车窗是摇下来的，能看见车里的冷气。我站在路边回头看了一眼，铁皮屋顶在夕阳里连成一片灰褐色的轮廓，细细的炊烟从缝隙间升起来，像一条条细线，跟对面大楼的玻璃反光同时出现在同一个视野里。
玛丽亚问我以后还会不会来。我说不知道。她沉默了一下，说如果我再来的话，可不可以带一本故事书给她弟弟。她说她想自己先学会读，然后教他。她弟弟站在她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但听见自己的名字，又咧开嘴笑了。
在哈皮兰，在那些铁皮棚屋和冒着烟的垃圾山之间，孩子们还是会在窄巷里追着跑，年轻人用捡来的木条搭了一个简易的篮球架，歪歪斜斜的，但投篮的时候有人在笑。玛丽亚说她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不觉得有多苦，因为大家都这样。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街对面那栋亮着灯的玻璃大楼，没有再说别的。
我走出哈皮兰的时候，脚上那双白鞋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我们没有马上打车，沿着那条路往回走了一段。朋友走在前面，我落后半步。路灯刚刚亮起来，橘黄色的光打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空气里的味道从垃圾慢慢变成了尾气和油烟。街上的人换了样子——年轻姑娘穿着高跟鞋，男人穿着衬衫、领口松开着，牵着狗的人低头看手机。
走了大概十来分钟，我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哈皮兰的方向已经被转弯的建筑物遮住了。然后我继续走，什么都没说，朋友也什么都没说。
晚上回到市中心的酒店，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才觉得脚底板发酸。我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看见自己灰扑扑的鞋面。我用水冲了一下鞋底，暗灰色的水顺着地漏流走。朋友坐在床上，手机屏幕亮着，没在看。
我想起玛丽亚说她每个月攒一百多块钱，想买一件新衣服。想起她说“那种新的，不是别人穿过的”。想起她弟弟露出发黑的牙齿笑的样子。我坐在床边剥了一颗糖，就是白天给她之后剩下的最后一颗，想了想放进了抽屉，也没有吃。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窗帘没拉全，缝隙里透进来的一线光落在墙角。我听见隔壁房间的水声和电梯的开门声。这座城市还在运转，富人区的夜晚甚至比白天更亮。而哈皮兰那边，铁皮屋顶大概已经沉进墨蓝色的暗处了。
那天晚上的房间里很安静。没有人说话。不是什么很重的东西压在那里，就是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还没想好从哪里开始讲，所以先沉默着。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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