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人侨居菲律宾的历史|晋江人侨居菲律宾历史沿革

追上前面的

本文是晋江文化界的伍经伟先生与陈仲初先生的作品，原题为《晋江人侨居菲律宾历史沿革》

晋江市位于福建东南沿海，东濒台湾海峡，南与金门相望。自唐开元六年（718年）建县，历史朝代更迭，行政区域或分或合，不断演变，但晋江作为州治、府治首邑的地位从未改变。

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析东乡十六里置惠安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1月划出县城及近郊置泉州市（现鲤城区、丰泽区），县治迁青阳镇；1958年析北部东星、临海、石霞等乡归泉州市辖；1972年析北部罗溪、马甲、河市3个公社及双阳华侨农场隶属泉州市（现洛江区）；1988年10月又析县东南的石狮、永宁、蚶江、祥芝4个乡镇置石狮市；1992年3月6日，国务院批准晋江撤县建市，现辖6个街道办事处、13个镇。全市陆地面积64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10公里。

晋江以全国著名侨乡、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闻名遐迩，现有人口102万，而侨居海外的同胞却达两百多万人，足迹遍及五大洲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缘、血缘、文缘、神缘、物缘等关系，大多数集中侨居东南亚各国，尤以菲律宾为最多。据侨情普查统计，旅居菲律宾的晋江人约七十多万人，占海外晋江侨胞总数的70%左右。

追溯历史，晋江人迁居海外源远流长。据蔡永蒹的《西山杂志》记载，早在隋初，即有东石人林智惠、高逢桢“导舟”远航渤泥（文莱一带）等地，其后，因其“往来有利……晋海商人竞相率航海”。


1590年代左右的《谟区查抄本》描絵的穿着明朝服饰的往来于菲律宾的华人商旅，页首标注为“常来”（Sangley）。
至于晋江人移居菲律宾始于何时，按通常的说法，大约在中国同菲律宾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唐代就已经开始。可是，由于年代久远，史籍乏载。

中国与菲律宾，是一衣带水的紧密邻邦。厦门距离菲律宾只有600海里，地理位置毗邻，季候风可供借助，往返甚为方便。而晋江距厦门只有80公里。晋江至唐代中叶，就设置对外交往的港口，拥有后渚、石湖、深沪、围头以及安平诸名港，船舶可远航南洋各国，不少波斯、阿拉伯和叙利亚的商人，经过南洋群岛，前来进行贸易。唐末经受一场战乱，闽南人民纷纷移居南洋群岛，也把菲律宾作为一个目标。菲律宾发掘的唐代铜钱，证明了中菲两国人民自唐代开始就有贸易往来，而葬于唐高宗时（公元7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古墓，更是中国居民于唐代就已侨居菲律宾的历史明证。

公元960年，北宋统一，晋江社会安定，商业和手工业更加兴盛，航海技术也有所发展。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泉州已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贸易港口，外舶竞至，晋江商船活动广阔遥远，海商已远及南洋诸国，住蕃成为华侨者已陆续出现。

南宋时期，皇室南迁，北方辽、金王朝割据，民族矛盾尖锐，战乱频繁；而晋江偏安一隅，生齿日繁，人口膨胀。加上封建官僚巨贾大量占置田产，农村土地兼并盛行，许多农民失去赖以为生的田地，且晋江沿海先民“习于水斗，便于用舟”，造船、航海技术发达，富有冲风突浪的冒险精神，因而无地农民及其他体力劳动者随商船渡海谋生者日众。宋代朱彧的《萍洲可谈》曾提到：“北人（华侨）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有的“住蕃虽十年不归”，因而滞留异域成为华侨，并蕃衍子孙。宋末元兵入泉，晋江民众纷纷出海逃难，避居菲、爪哇、文莱等地。据华侨大学李天锡教授依据石狮市永宁镇沙堤村的董氏及龚氏族谱资料考证，宋末元初的董柳轩，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有姓名可考的一位晋江最早侨居菲律宾的华侨。


十五世纪欧洲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泉州港
迨南宋政权为元所灭亡时，泉州一带被元兵焚劫，晋江遗民纷纷逃往吕宋、越南及印尼诸岛，以求生存，华侨较北宋为多。元代，晋江治所泉州曾一度升为“行省”，泉州港更跃居世界最大港之一，海外交通空前繁荣，晋江人出洋旅外随之大增。当时，晋江县对外交通贸易达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异域志》载：“泉州与爪哇杜板（华侨称“厨闽”）之间，每月有定期船舶通往，流寓其地之粤人及漳泉人，为众极繁。”

入明以后，明王朝实行“海禁”，泉州市舶司初被限制海交范围，只准通硫球，后被取消机构设置（移福州），晋江的海外交通大受抑制。然而，“海者，闽人之田也”，人多地少、历来以海为生的晋江人冒死出海者仍不在少数。虽然泉州港已衰落，安海港的私商出洋却一直十分活跃，“安平镇独矜贾……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岁数归… …以异域为家”。成化年间，邻近的漳州月港崛起，成为“闽南通番”的集散地，“四方异客皆集月港，泉漳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是”。

郑和7次下西洋，或航经闽海，或直接从泉州港启碇，不仅促进中外友好往来，也促进晋江县商民的对外交往和侨居国外。郑和船队曾到过吕宋、苏禄等地。其后，本县及闽南人民旅居菲律宾群岛的日见增多。“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商贩至者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尤其“漳泉人多往焉”。


17世纪初的塞尔登地图（Selden Map），以泉州为中心的贸易路线。

明代中后期，赋役苛重，土地兼并加剧，而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已开始萌芽，进一步刺激晋江民众出洋营生。与此同时，倭寇骚扰之患更使晋江人民惨遭荼毒，因而纷纷浮海逃生。大仑《蔡氏族谱》载：“兵燹后，阖族苦于倭寇，纷纷外逃出洋。”据安海黄、陈、颜等10姓11部族谱记载，明万历崇祯年间侨外者即达66人。

此外，还有因灾荒或吏治腐败而被迫出洋者。1607年前后，金井坑西村大饥荒，一百五十多人相继出逃外洋，谋求生路。终明一代，晋江人旅居菲律宾者，较前代多且普遍。万历年间，为出国旺盛期。

晋江人大量出洋是在清代，曾出现几次高潮。

清初，郑成功先后驻守晋江沿海及金、厦、台湾以抗清。晋江人随之者众。为隔断郑成功部队与沿海人民的联系，清廷先后实行“海禁”、“迁界”政策，晋江沿海乡镇深受其害，不少人离乡背井，奔走海外谋生。《安海志》载，“丙申（1656）毁镇”、“辛丑（1661）迁界”之酷举，使“安海鞠为茂草，海港沦为闭绝，生民流离失所，商贾破产亡家。其间有素贸于海者，相率辗转流寓南洋一带，以谋生路，而为后之侨商”。龙湖前港《温陵钱江施氏族谱》载：“施氏族人倭寇时之离异，迁界时之散处……或往粤省、暹罗、吕宋等处。”《金井李氏族谱》云：“清初战争日烦之时，兄南弟北… …奔走吕宋外夷。”

康熙年间，海禁稍开，厦门港兴起，晋江民众出洋谋生乃至侨居海外者随之继续增加。安海灵水村2份吴氏房头族谱记载，自康熙后期至道光年间一百多年中，即有两百余人出洋谋生。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晋江社会经济凋敝，天灾人祸频繁，帝国主义者又以厦门为据点大量掠运“契约华工”，充当其开拓殖民地的苦力，使晋江人以南洋各地为主，遍布五大洲，又一次形成了出国高潮。

安海灵水村215户人家在高利贷重压下，七十多户被迫出洋谋求生路；陈埭海岸崩塌，农作物连年歉收，广大农民被迫渡洋；霞美村盐埕毁坏，盐民无以为生，不得不离开家园，谋生异国；马坪、茂亭一带的“林股”械斗长达50年之久，无辜群众纷纷出洋避难，仅前仓村24户即有16户18人远走菲岛、印尼等地。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明令废除出洋禁令之后，晋江有不少商人寓外而成为华侨。东石蔡树叶经营的蔡玉记号航运业，海禁废除后即向南洋群岛发展，后侨居异国。现其子孙定居菲、新、马等地者众。

迨逊清末，因苛政、军阀混战、匪患、封建械斗而逃往南洋者剧增，尤以侨居菲律宾为最多，更有华侨“牵亲引戚”而南渡。安海西溪寮蔡德浅少时往菲，当蜡烛业杂工，后经营蜡烛厂，富甲晋南侨乡，西溪寮与漳州寮两村由他牵引往菲者达70%以上；亭店村杨孙獭、杨嘉种父子在菲经营土产业，行、店三十余处，且购置轮船定期川走厦门，在菲设有“浪帮”（寄居）处所供同乡“新客”食宿，月发零用钱6元。于是，全村往菲者达六百余人。

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列强加紧掠骗贩卖“华工”（即所谓“猪仔”、“苦力”），“猪仔出洋”一时成为晋江人出国的普遍现象。据统计，1847年至1853年3月，由厦门出国的华工有12261名；而1880年至1909年，由厦门出国的本省移民达2107012人，平均每年高达7万人。这些华工以到菲律宾者为多。

自民国初年至30年代，民众“走土匪”、“逃壮丁”成为闽南侨乡的普遍现象。当时社会动荡不安，许多青年因此而远避海外。1923年，金井坑西村居民不堪军阀陈国辉和匪徒的骚扰，全村80%以上被迫出走他乡，不少人则逃往南洋谋生。彭松涛在《新加坡晋江会馆纪念特刊》中称，仅石狮钞坑村“因逃避壮丁”而往菲者就达四十余人。

当时还有不少为避难而出洋的革命志士。辛亥革命时，安海蔡忍带头拆毁清政府地方衙门，翌日出逃海外；安海陈再兴1931年因组织“反日会”被当局通缉而避居菲岛；陈庭标、蔡振声等人也都因参加革命遭受迫害而出走吕宋。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归侨返回侨居地重操旧业。同时，因国民党挑起内战，迫使许多新移民出洋谋生。据厦门《星光日报》记载，1947年至1948年由厦门出入国境的福建华侨有480人，其中就有188人前往吕宋。


1840年前后移居菲律宾许玉寰（Cojuanco）后裔的世系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东南亚各国限制华人入境，但以学生、游客身份往菲律宾者甚多，由香港、台湾转往南洋各国者亦不在少数。还有少数原国民党军政官员及上层人士，由于对共产党政策不理解而出走海外。例如，1947年至1952年间，以观光探亲名义入菲者有2745人，以学生资格往菲者有1500人，其中多数为晋江籍人，仅石狮一带就有三千多人以游客、学生的身份进入菲律宾。原国民党第325师师长吕省吾，立法委员、晋江专署督察专员黄哲真，社会名流洪天送，石狮镇镇长王幼等人，都是在这期间转途前去菲岛的。

50年代以来，仍有归侨、侨眷陆续出国探亲、接业而客居境外。据市公安局统计，1953年至1965年，出国人数为9636人，1976年至1986年，出境人数为16965人。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已获准进入菲律宾定居。

宋代谢履在《泉南歌》中所写的“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反映了晋江人外出的自然因素，谋生几乎是最早漂泊的唯一主题。

晋江人迁居菲律宾，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原因与特点。大体说来，南宋时期是因贫困而出国谋生，元朝时是因经商而流寓海外，明朝是倭寇侵扰而外逃。清朝至清末民初，迁居菲律宾者最多，原因也比较复杂，主要是因遭诱骗掳掠而成为“契约华工”和因政治迫害而避匿外洋。此外，晋江滨海、交通利便、地近南洋等自然因素，以及因探亲、继承遗产、出国深造、牵亲引戚而往外定居，亦为其原因之一。

晋江籍华人、华侨并非踏上异域便步入了天堂，他们历尽沧桑、勇敢拼搏才得以生存和发展。他们世世代代和当地人民一道胼手胝足，艰苦奋斗，“披荆斩棘，以启山林”，进行开发和建设，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叶羌牖的《吕宋纪略》载：“土虽沙碛，可耕种，产米麦、蔬菜，系闽南人移种者多。”晋江早期移居菲律宾的农民，除了把家乡较先进的农具、牛耕和水稻、茶叶、甘蔗等耕作方法，以及矿冶、制糖、造纸、捕鱼等生产技术传授给菲律宾人外，还从事开垦荒地，种植米麦、蔬菜，饲养禽畜，捕捉鱼虾，供应市场，为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作了有益的贡献。


西班牙统治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华人
菲律宾史学家赛邪在《华侨是菲律宾经济的奠基石》一文中写道：“他们（指华侨）开发了处女林……开辟了茂密的稻米、苎麻、蓼蓝、椰子、烟草和其他各类的耕地，他们在峡谷山林间，披荆斩棘，开荒辟野，而后发掘了腹地宝藏。”各类工匠也在人民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巴克塞在《明清海外华侨草稿》中说：“菲岛家庭日常生活品，大都是中国的木匠、成衣匠、制鞋匠和工艺匠所供给的。”由于华侨涉及的行业甚广，对当地的开发起了很大作用，以致菲律宾西班牙殖民者在大肆屠杀马尼拉华侨后，不禁感叹道：“当时没有理发师，没有裁缝，没有鞋匠，没有厨师，也没有农场主和牧人。”

勤劳的华工又是早期东南亚殖民统治者用以各项开发和建设的廉价劳动力。无论是菲律宾的铁矿开发，还是马尼拉的建设，莫不是包括晋江籍华侨在内的广大华侨与当地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

晋江人在菲律宾经营“菜仔店”的为数不少，这些“菜仔店”遍及城市乡村，为当地人民提供各种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已成为当地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商业机构。他们还从事中介商业活动，把商品运销到穷乡僻壤，又从内地收购各类土特产，沟通城乡的经济交流。兴办工矿企业，一方面刺激了当地社会市场和资本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消费品的自给水平，减少菲律宾的外汇支出，保护和刺激了菲律宾经济的发展。

然而，尽管广大华侨为侨居地的开发和繁荣呕心沥血，作出贡献，但他们却遭受各方面的欺侮、压榨，乃至惨遭杀戮。


1734年的马尼拉地图，右上角的部分及华人聚集区巴利安（Parián）。
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岛后，于1582年在王城西北建立“巴利安”市场，将原来对华侨征收的“三分税”改为“六分税”，凡华舶到菲须先登记并缴纳“系船税”，每吨12披索，较好上市的货物不得自由买卖而由殖民者官吏定价收购。华侨被集中于“巴利安”，殖民者官吏乘机敲诈勒索，强迫华侨服役，否则须付巨额贿赂。1610年起，华侨每年须纳8披索又5里拉的居留税。1620年又提为64里拉并加征收贡金50里拉，住房税12里拉，合计126里拉。1650年，菲律宾政府实行《新华侨登记法》，每人的登记费提高为50披索，还需要交纳领证手续费50披索，以及常年报到费10披索。课费苛重，华侨经济负担极为繁重。

更令人痛心的是，早期华侨被国内封建王朝视为“化外顽民”、“天朝弃民”，他们在异邦不但得不到祖国的关怀和支持，而且倍受欺凌，惨遭迫害。自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至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西班牙统治者曾对旅菲华侨进行6次大屠杀，被杀害华侨不下10万之众，晋江籍华侨也不计其数，仅安海见诸族谱记载，1603年第一次大屠杀时，有柯日蕃、陈典箴、陈吾进等17人被害；1639年第二次大屠杀时，受害者有黄金初、陈文能等7人。

至于早期的“契约华工”，其幸存者不及十之一二。他们的境遇极其悲惨，一旦被掳上船，即遭受惨绝人寰的虐待。在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统治菲律宾三百多年中，晋江籍华侨无论在抗击外来武装入侵，或反抗殖民统治和进行独立战争等方面，始终和菲律宾人民团结战斗，生死与共，在反侵略和反压迫斗争中，建立了浑厚的战斗友谊。

据统计，西班牙殖民者统治菲律宾时期，全岛因反抗虐政而暴动或起义有75次，即每4年中发生暴动一次，晋江华侨都参与其中。1593年8月，包括晋江籍华侨潘和五等在内的250名华侨水手，于西班牙殖民军侵犯摩鹿加群岛途中举行起义，在旗舰上杀死总督和2名士兵。

1892年7月，祖籍晋江上郭村的华裔黎刹在马尼拉创立“菲律宾联盟”，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1896年为争取菲律宾国家和民族独立自由而英勇就义，被菲律宾人民尊崇为国父。在1896年的菲律宾革命和1899年的美菲斗争中，曾任岷伦洛区区长、祖籍晋江池店清蒙的华裔罗曼·王彬，资助了大量物资支持菲律宾人民的斗争，菲律宾人民尊崇他为革命先贤，1915年马尼拉市议会决定，将沙克里斯蒂亚街改名为“王彬街”，并在街口建立纪念碑坊，名为“中菲友谊门”。为了便于后人瞻仰，1978年又在“中菲友谊门”附近，建造了王彬的铜像和纪念碑。祖籍晋江安海的华侨蔡德浅也在上述两次革命中作出贡献，后被选为菲律宾共和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并任菲币发行委员会委员。


罗曼·王彬的塑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把战火扩大到东南亚地区，当地人民和华侨备受侵略者的屠杀和蹂躏。为了保卫第二故乡，中菲人民纷纷拿起武器打击侵略者。1942年日军占领菲岛，1月，菲华知名人士许友超等42人被拘禁，其中28人被判20年监禁、9人被判处死刑。遇害者中，颜文初（石狮钞坑人）、蔡派恭（蚶江莲塘人）、李连朝（金井石圳人）、施教锯（龙湖石厦人）等为晋江籍华侨。菲岛沦陷期间，仅石狮籍华侨就有数千人被害，如钞坑村遇害38人、塔前村三十余人、埔仔村四十余人、茂厦村13人，等等。

1942年5月19日，菲华劳工联合会发起组织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即“华支”）在中吕宋成立。这是一支配合菲律宾人民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一支队伍，当时叫“四十八支队”，总队长王汉杰，参谋长陈村生、王西雄，第一大队副指导员蔡希年，第三大队副指导员王子华，第四大队队长陈坚和马尼拉大队队长李标夫等，均为晋江籍华侨。华支建立初期只有52人，条件极其艰苦，但这支由华侨自己组织起来的队伍，抱着坚定的信念和抗日杀敌的决心，在三年多的游击战斗生活中发展到七百余人，扩建成5个大队。他们转战14个省市，参加过大小战斗二百六十多次，歼敌两千多人。他们同菲律宾人民一起流血战斗，有七十多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包括参谋长1人、副队长1人、大队副指导员1人、排长1人、班长5人、副班长5人）为反抗侵略者、捍卫菲律宾人民的独立自由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在他们曾经战斗的菲律宾土地上。

原籍晋江深沪溪西乡的华支参谋长陈村生，就是晋江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于1944年即担任南吕宋大队政治指导员，1945年2月底，调往华支总部任参谋长，4月25日夜，不幸在遭遇战中壮烈牺牲。旅菲侨胞和当地人民为纪念在菲律宾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华侨烈士，在马尼拉华侨义山建立了一座“菲律宾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

另外，还有许多晋江籍华侨组织或参加各类抗日队伍。如1942年，金井镇人郭建和、龙湖石龟村人许敬诚参与组织“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同年，龙湖石龟人许志猛领导洪门进步人士，秘密组织“洪门复兴委员会”，成立“抗命锄奸义勇军”，并与晋江青阳人庄杰鹄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1943年成立的“菲律宾华侨青年迫击团”的第一任团长陈培德与3名团常委胡轮清、蔡水波、姚贻沙都是晋江人，而胡、蔡、姚后来都为抗日斗争献出了生命。参加以上抗日组织的还有其他不少晋江籍华侨，其中尤以石狮、龙湖、深沪一带的乡侨为众。

当时，还有不少旅菲晋江籍华侨参加国民党领导的抗日组织，如青阳人庄材传曾担任“菲律宾民主战地血干团”的总指挥，深沪人施逸生也曾为“抗日义勇军”领导人。此外，“战时华侨青年特别工作队”、“菲律宾华侨义勇军”、“迫击三九九团”等组织也都有晋江人参加。

1942年，国民党南吕宋支部筹备主任、晋江塘东人蔡及时因抗日被捕，屡遭酷刑，宁死不屈，英勇就义。1945年7月，国民党政府为其颁发褒奖令。

旅菲华侨与菲律宾人民为共御外侮作出巨大牺牲，也共同为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他们把家乡较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和农作物种植方法，以及各种手工业技术传授给菲律宾人民，积极投身到当地的经济建设之中，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他们兴教传艺，在居住国兴办学校，传播文化艺术。如1817年就在菲律宾成立南音组织——金兰郎君社；1899年，创办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是世界上第一所新式华侨学校；闽南的“布袋戏”、高甲戏、梨园戏也随晋江的民间艺人传入菲律宾，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他们还在菲律宾创办各种报刊，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信息，维护海外华人的合法权益。

随着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华人经济在菲律宾各行业的比重也逐步增加。晋江侨胞在菲律宾长期艰苦创业，扩大经营，经济实力也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出现许多资本雄厚的豪富巨贾。

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菲律宾的晋江籍华侨多数为小商贩和手工工匠，二者约占总数的70%。小商贩主要经营零售商业，贩卖肉类、禽类和其他食品，手工工匠则多数为裁缝、鞋匠、理发匠等。从事农业、园艺、渔业和受雇为店员的约占总数的20%，他们在当地开垦荒地，种植稻麦、蔬菜，饲养禽畜，捕捉鱼虾，供应市场需要。较具资力的商人约占10%左右。


1949年时的王彬街
1804年西班牙殖民当局通令华侨工匠迁出“巴利安”市场，他们有些便转而经营手工业作坊或从事小零售商业。1880年殖民政府废除烟草垄断和酿酒专利法律以后，华侨经营烟草业迅速增长，并开始创办酒厂和碾米业。至1891年，华侨在菲律宾群岛的经济活动已开始转向在当地推销商品和收购土特产。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晋江人定居于菲律宾，便形成了一些特定的聚居和经济活动区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菲律宾华侨的经济力量有所增长，职业结构也有较大的变化。这一时期，晋江籍华侨主要经营零售商业和手工作坊。零售商业以小杂货店（即菜仔店）、叫卖商贩和摊挡商贩为主。据1940年马尼拉“菜市摊商联合会”调查统计，马尼拉市内10大公共菜市场中的“华侨摊商”共854家，摊位2765座，华侨雇员2159人，其中晋江籍华侨经营者占70～80%。手工作坊主或小型工厂主多数系由手工工匠发展而成。另外，一些较具资力者则开始经营进出口、航运、碾米、木材等业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晋江籍华侨的经济事业在各方面都有较大发展。在进出口业、航运业方面，亭店村人杨嘉种的“洽成行”除在马尼拉设总行外，还在萨马、莱特、宿务、明达脑等地开设三十多个分支行，购置大轮船“孙獭号”（“孙獭”是杨嘉种父亲之名字）、“仙厘龟叻号”及小轮船多艘，成为华侨发展内海航运业的先驱。晋江人郑焕彩的“郑正益行”，其“航业部”自置轮船5艘。一般进出口商行也都备有小轮船或帆船。

在木材业和建筑材料业方面，李清泉的“成美木业公司”最为著名。1907年，李清泉接手其父开创的“成美木业公司”后，锐意进取，不久即把该公司发展成为从造林、采伐、制材到加工、销售出口的联合企业体系，资本达1100万披索，被誉为“木材大王”。晋江龙湖吴克诚在三宝颜附近觅得未经采伐的森林后，遂与当地政府订立采伐条约，并将其地命名为“新晋江”。随后即集资买机器、设锯厂、购轮船，大规模采伐经营，成为华侨木材业之翘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晋江人吴清流的板材厂是东南亚最大的木材加工企业之一。

金融业方面，晋江人李清泉、邱允衡与南安人黄奕住等人于1920年发起创办的“中兴银行”，是菲律宾华侨最早创办的银行，到1937年资本已达2700万披索。该行分设商业部及储蓄部，还在上海、香港和欧、美、日设立通汇机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毁于战火，1945年7月复业，现已成为华商大银行。稍后金井围头人吴道盛创办的“建南银行”，金井塘东人蔡文华创办的“太平洋银行”，也都有一定规模。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菲律宾华侨职业结构的比例大致如下：劳动无产者（包括工人、店员、职员、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出卖体力的劳动者）占40%，小资产者（无雇工的零售商，包括菜仔店和饮食店）占42%，中产阶级（拥有店铺或小型工厂、作坊和少数雇工）占10%，资力雄厚的企业家（经营大型工厂、商行、进出口贸易、庄园等）占3%。

菲律宾独立后至60年代前期，菲律宾政府实施限制华侨经济的《菲化案》，华侨经济受到极大打击。对晋江籍华侨影响最大的是菜市、零售、米店等行业。以零售商店来说，1954年闽侨（大部分是晋江籍华侨）所经营的各类零售商店有20268家，到了1964年已停业9100家，到上世纪80年代，这类商店已不足3000家。

上世纪60年代后期，马科斯总统执政后，对华侨经济采取限制与利用并举的政策，华侨华人经济有一定的复苏，某些行业则有所发展。很多晋江华裔青年创办的超级市场、百货公司比过去更具规模。如宿务施维鹏的“白金楼”、马尼拉施至成的超级市场等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


位于马尼拉巴利安的福川烟草厂（Fortune Tobacco Corp.）旧址

在钢铁、烟草业等方面也同样有所发展。较具规模的钢铁企业有3家，其中庄清泉的“阿波罗钢铁厂”总资本达1.5亿披索，为菲律宾最大的钢铁厂之一。陈永栽的“福川烟厂”生产的中档香烟，一度占菲律宾市场份额的70%；他经营的年产18万头肉猪的“福牧养猪场”，为菲律宾最大的现代化养猪场。

在航运、渔业方面，张清波、林荣瑞拥有一百多艘轮船，其中配备有现代化灯光捕鱼电视监控设备的有三四十艘。陈本显的化工集团为菲律宾最大企业之一。姚荣辉生产的自行车、摩托车轮胎占全菲同类产品50%以上。

上世纪70年代中菲建交后，菲律宾政府对华侨的经济政策有很大改变，华侨华人经济有进一步的发展。据日本1973年的《东南亚要览》统计，菲华经济在各个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为：商业（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占40%，碾米业占80%，纤维纺织业占60%，木材业占50%，烟草业占70%，金融业占30%。华人资本占菲律宾产业资本投资总额的36%。另据菲律宾《世界日报》公布，80年代中期，菲律宾5家资力最大的企业分别为：西班牙人、科·阿基诺的兄弟和3家晋江籍华人，即陈永栽、吴光伟和施至成经营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

在80年代菲律宾13家闽籍华人银行中，祖籍晋江的华人占有8家，其中有的已成为跨国银行。如蔡文华的太平洋银行、陈永栽的联盟银行、李世伟的中兴银行、施维翰的远东银行、李南文的安全银行。


1920年马尼拉唐人街附近的中兴银行大厦
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菲律宾的晋江籍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比例大致为：劳动无产者占25%，小资产者占45%，中产阶级占25%，大企业主为5%。

晋江侨胞为了在异国他乡谋求生存和发展，纷纷组织了以地缘或血缘为纽带的同乡会或宗亲会，以期守望相助，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后来随着出国定居的华侨不断增多和华侨经济事业的发展，以业缘为基础的商业行会和各种慈善组织相继成立。同乡会、宗亲会开始由村、镇或单姓为单位组织成立，继而发展到跨地区，甚而跨国的华人社团组织。如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菲律宾各宗亲联合总会，以及世界晋江同乡总会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菲律宾正式独立，菲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由于经济民族主义的高涨，各种商业、行业和职业的菲化法案相继产生，华人社会受到极大影响，开始转向投资工业领域，华人经济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明显。同时，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新一代华裔逐渐趋向菲华融合。


宿务施氏家族（Gaisano）的白金行（White Gold Building）
1970年，一群以学者为骨干的晋江华裔青年组织了“合一协进会”社团，旨在为华人争取合法权利，促进菲华民族融合。

1975年6月，菲律宾共和国和我国正式建交，菲华社会发展又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是大批华人加入菲籍，至今有数十名晋江籍侨胞出任各级议员或政府官员，踏上政坛参政议政；其次是华人多元经济大规模发展，已成为菲律宾民族经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至1985年，菲华社会经济危机四伏，马科斯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久，爆发了“二月革命”，阿基诺出任总统，新政权对菲华社会态度不明朗，使得菲华社会处于前途未卜的忧虑之中。因此，促使菲华融合的趋向更为明显。

旅菲晋江籍华侨无论身处天涯海角，都不会忘记家乡，不会忘记家乡的父母、妻儿，哪怕是生活再苦再难，他们总是千方百计把辛苦赚来的血汗钱，通过民间邮政渠道寄回老家。华侨把寄汇叫“搭钱”、“寄银”。“批郊”和“信馆”，即是最早为华侨传递银信的民间邮政组织。据考证，始创于明永乐（1403－1423）年间，以前的可能就必须通过亲朋返乡时“搭钱”、“寄银”了。有见于记载的最早汇款返乡的是旅菲华侨蔡景思等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的侨汇。“批郊”、“信馆”始于明，盛于清，据统计，期间晋江侨汇金额占全省的45%。这说明大多数晋江侨眷依靠侨汇维持生计，建家立业，以致太平洋战争（1941年）爆发后，侨汇中断，侨眷生活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


1995年1月20日，厦门SM商业城奠基典礼。
晋江侨胞素来就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在晋江侨乡自古就有“吕宋钱，唐山福”的俗语，侨胞们坚信只有祖国富强，家乡人民安居乐业，他们在国外政治上才有地位，经济上才能更好发展。在祖国遭受外侵时，他们热血沸腾，纷纷捐输财物，成立援救国难组织，与祖国人民共赴困难，共御外侮，不惜流血牺牲。

在祖国抗日战争期间，菲律宾晋江华侨发动支援抗日救国，他们不仅捐资赠物，还组织归国抗日义勇队、回国服务团等，与祖国人民并肩战斗，抗击日寇。其中杰出人物有李清泉、许立、高作楫、张楚琨、李昭秀等。许多晋江籍华侨还回国投身国内革命战争，如董云阁、李子芳、沈尔七、张伯钧、蔡仁坚、高承烈等人。

晋江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最早的有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旅菲归侨蔡润汀在安海开设的联美布行；李昭北投资190万银元在厦门创办的李民兴公司，建造楼房23幢。20世纪20年代以后，晋江华侨回乡投资兴业的逐渐增多。较具规模的有：旅菲归侨蔡子钦与其父蔡德远发动旅日、旅菲华侨集资在安海创办电灯公司，旅菲华侨李清泉等发起集资在福州创建造纸厂，旅菲华侨庄经投资开办晋江进化酱油厂，旅菲华侨李文炳、李汉昌集资在同安创办裕民农场等等。华侨创办商行较大的有庄金土的泉州晋大行、庄梓才的肥料行等。此外，晋江华侨投资创办的企业还涉及碾米、制酒、制烟、铸鼎及木材、陶瓷、化工等行业。抗日战争时期，华侨回乡投资兴业中断，至战后才有所复苏，主要有旅菲归侨蔡永琴在石狮开办万国百货商店，以及不少华侨在石狮开设布行。


马尼拉一家风水店
新中国成立以后，晋江侨胞支持祖国、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仅侨资商业就有一百二十多家，金额达160万元。改革开放以来，晋江侨胞回乡投资兴业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积极引进资金、设备、技术、市场信息，有力地推动晋江经济迅猛发展，并形成了“三闲起步，三来一补过渡，三资企业上路，成片开发迈大步”的晋江侨乡经济发展道路。“三闲起步”就是利用晋江华侨眷属的闲散资金、空闲房屋、闲置劳动力联户集资合股创办企业。“三来一补过渡”，就是华侨回家乡从事“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等商贸业务。期间共引进各种生产设备两万多台（套），利用外资达三亿多元。

1982年，晋江侨胞创办首家三资（合作、合资、独资）企业。自1984年起，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嫁接外资创办三资企业。1991年，旅菲华侨施至成、陈祖昌投资兴建福埔综合经济开发区。2002年，晋江共创办三资企业3146家，其中投产一千九百多家，实际利用外资29.03亿美元。三资企业产值、出口创汇、纳税分别占全市工业产值50%、出口总值65%、财政收入40%，促使晋江经济向外向型发展。晋江侨胞一贯热心家乡公益慈善事业的建设，据不完全统计，至2000年捐赠达14亿元。

一是修桥造路。1923年，旅菲华侨李清泉、吴达三、王汉昌、李文炳、吴果来、李文秀等人集资创办“泉围汽车公司”，建成石狮至围头、金井至深沪、围头至科任3条总长47公里的公路，接近围头、塘东两码头，连接通往厦门的水、陆运输线。1927年，菲律宾华侨许经权（安海人）、印尼华侨林清机（内坑人）集资创建溪（尾）安（海）公路，全程34公里。1928年，旅菲华侨蔡孝忍（大仑人）创建石（狮）东（石）公路，通车里程22公里。1929年，旅菲华侨许以俊、许国纬、许以珠（后花人）等创建石（狮）浦（内）公路，通车里程4公里。1931年，石狮社会人士蔡培庆、王苇航向菲律宾华侨募资创建“石永蚶汽车公司”，修筑石（狮）永（宁）蚶（江）公路，全程20公里，耗资20万银元。龙湖石厦村旅菲华侨施学齿、施教锯三代五建“惠济桥”，时跨70年，在侨乡传为美谈。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至1987年，有163个自然村的海外侨胞捐资修桥造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晋江侨胞捐资1.5亿元修桥造路，发展交通事业。

二是投资办学。1949年，晋江205所中小学大部分由旅菲晋江华侨兴办或资助。新中国成立后，旅菲晋江华侨分别在晋江各地创建几十所中小学。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至2003年，晋江各地中小学、幼儿园大多数得到旅菲晋江华侨的捐赠资助，据不完全统计，捐资办学金额达人民币六亿多元，还有主要由旅菲晋江华侨筹措的全市两百余个奖学奖教基金会，金额近亿元。


李清泉
三是捐建卫生文体设施。20世纪初，每逢疫症流行，许多侨胞便购药品寄回家乡施赠。1938年，旅菲华侨吴起顺捐赠两辆救护车给家乡医院。此后，晋江各地医院都不同程度受到旅菲晋江华侨的捐建或资助，侨胞赠送的成套医疗设备，金额就达一亿多元。1913年，旅菲华侨李连朝、李清机就创建了金井石圳村圳山阅书报社。1950年至1982年，晋江各家影剧院大多数得到旅菲晋江华侨的资助。至1960年，晋江各镇村七百余个篮球场有70%是由旅菲晋江华侨捐建的；至2003年，晋江侨胞捐建的各类文体设施、楼堂馆舍、园场池阁达六百多个。其中较有规模的有旅菲华侨陈祖昌捐资1000万元建晋江体育馆等。

四是捐助慈善事业。抗日战争期间，李清泉及其亲友筹集40万美元资助祖国贫难儿童。新中国成立后，旅菲晋江华侨热心资助祖国家乡的慈善事业。1998年，仅晋江旅菲华侨赈济长江洪涝灾区善款就达217万美元。2002年，晋江成立慈善总会；旅菲晋江华侨也捐献巨资。

今天，旅菲晋江籍华侨，既保留着中华文化的精华，又吮吸着居住地的文化乳汁，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为增进中国与菲律宾人民的传统友谊做出卓越的贡献。

展望前程，华人祖辈的辛酸历史将不复再现。一代代炎黄子孙的中华情，将永不泯灭。


晋江安海龙山寺内供奉的千手观音。据说庙址附近本系“闽越王无诸”的“越王庙”，唐高祖武德元年建成佛教寺院。朱熹在此讲学时，以观音普现人间，故将大殿取名为“普现殿”。因地处龙山之麓，故称龙山寺。后世移居海外的闽越人多有分灵，故本庙又称“龙山祖庭”。尤其台湾，就分灵建有许多著名的龙山寺，如艋舺龙山寺、淡水龙山寺、林口龙山寺（今林口竹林寺）、鹿港龙山寺、凤山龙山寺等。其他较知名的分灵寺庙还有新加坡龙山寺、槟城龙山寺、曼谷龙山寺、芽庄龙山寺等，据说马尼拉观音寺（Holy Buddhist Temple ）也分灵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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