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称吃过人肉杀手的话可信吗？——那些即将在国际刑事法院出庭指证杜特尔特的人

却写杂布计

埃德加·马托巴托称，他为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一次又一次地杀人。现在他正努力活下去以便作证。
埃德加·马托巴托(EdgarMatobato)一直自称老杜暗杀组织——达沃行刑队（Davao Death Squad）的一员，多年来执行过多次暗杀、处决等任务。

他手说，杀人的方法有很多种。

一根绳子绑在两根木棍之间，用力一拉就能勒死人。一把又长又薄的屠刀，能切进了心脏。

马托巴托声称，他曾把一个人喂给鳄鱼，但仅此一次。他说，他大多时候是用一种值得信赖的武器结束人们的生命：他的.45口径柯尔特M1911手枪。

“在近24年的时间里，我杀害了很多人，处理了他们的尸体，”马托巴托讲述了他与行刑队一起度过的时光。“我努力回忆，但我记不住所有人。”

马托巴托已经逃亡很久了，现在他在菲律宾一处秘密避难所。一场猛烈的大雨使水冲进了房间。蚊子也随之而来。他一巴掌打死了一只，它的身体里流着别人的血。

自从他承认自己的罪行并表示老杜是那个下令的人以来，他已经像耗子一样躲藏在地洞里超过10年。


一名身穿T恤和短裤的男子坐在封闭的门廊里，阳光倾泻而入，他的脚边有一只狗。马托巴托在一座教堂大院里喝着早晨的咖啡，他和妻子在这里躲藏了多年。

一名背对镜头的男子脖子上缠着一根绳子。马托巴托展示了他如何勒死一名受害者。

现年65岁的马托巴托说，他杀死了50多人，每个月他从达沃市市政厅领取100多美元的固定薪水。每次成功执行任务后，还能收到装满现金的信封。他说，在绑架和杀人时很少隐瞒自己的身份，因为为市长可以让他免受惩罚。

马托巴托知道，违反达沃行刑队的缄默法则，会使他成为众矢之的。神父和政客们为他提供了庇护，他们希望他的供词有朝一日可以用来追究老杜的责任。现在老杜已经被送到了海牙接受审判，无疑马托巴托将会成为那个指证他的人之一。


一名男子站在黑暗的街道上，旁边是一具尸体，尸体的脸被遮住，身上还贴着一张纸条。警方调查人员正在检查一名遭即决处决的男子的尸体，2016年，马尼拉。


老杜2024年10月在立法者面前回答有关毒品战争的问题，这是他首次在有关该问题的调查中回答问题。
现在的马托巴托有了新名字，有了新工作，剪羊毛、喂鸡——不再杀生了，他说。达沃行刑队的至少另外两名成员已前往海外担任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的证人。他也渴望得到这个机会。

他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使得情况更加紧迫。尽管马托巴托不识字，但他明白心电图上不规则的波动是心脏有问题的征兆。

对于包括小马科斯在内老杜的政敌来说，像马托巴托这样杀手的证词至关重要。他们认为，给予这些杀手庇护和宽恕，都是必要之恶。

“近24年来，我一直在为杜特尔特拼命——24年，24年，”他说。马托巴托念咒语一样重复着这个数字。


一名男子牵着一只羊走进黑暗的室内。马托巴托向他躲藏时陪伴他的一只羊告别。


一只手拿着一份报纸，报纸上的标题写着：“我看到杜特尔特杀人八次——马托巴托。”

这是当时的新闻剪报。马托巴托透露有关他为老杜工作的信息。“我将面对我所做的一切，”他说。“但杜特尔特必须受到法庭和上帝的惩罚。”他只是希望他的罪行的叙述能让法官认定这位前总统有罪。

身高5英尺2英寸（约一米五七）的马托巴托已经习惯了被轻视。他说，他从小就很穷，他的父亲被菲供游击队杀害。由于几乎无法写出自己的名字，他曾担任过一名保安，后来，1988年，一名警察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加入一支清理犯罪猖獗城市的执法队伍。

他们的队伍最终被称为凶恶罪行调查组（HeinousCrimes Unit）。马托巴托称自己是一名“武装志愿者”（force multiplier），级别较低的杀手，通常来自保安队伍或叛军民兵中的退役人员。

“这不是开玩笑，”马托巴托说。“我虽然个子小，但我却非常懂杀人。”

马托巴托和其他几人都表示，他们曾是达沃行刑队的成员。

达沃行刑队制定了自己的密码和方法。“工作”意味着成功。观察员的肩膀上挂着一条印有“早上好”字样的毛巾，以指示要击杀的目标的位置。棕色的包装胶带防止受害者的尖叫声分散注意力。

这些人经常在达沃市郊区的劳德射击场（Laudquarry）工作，每个洞穴和隐蔽处都被热带绿色植物所环绕。据五名自称是该组织成员的男子称，在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该组织在那里肢解并埋葬了数百具尸体。他们说，老杜有时会主持酷刑、处决和挖掘坟墓。


一辆废弃的汽车停在一片绿色的田野中，车上写着“警察”几个字，两扇车门敞开，车内和周围长满了杂草，远处是树木。达沃市马阿（Ma-a）的一处射击场曾被用作达沃行刑队的集体坟墓和行刑地点。


树荫下的地面覆盖着椰子壳的景色。椰子壳标记着一段路，就是马托巴托曾经经过的地方。马托巴托称，他杀害了受害者，并将尸体丢弃在这里。
马托巴托说，靶场的老板是一名警察，他是达沃行刑队的创始成员之一，他专门负责处理尸体。他从小就练习屠宰，将人变成适合紧凑埋葬空间的肉和骨头。他表示，尸体不能轻易被辨认，这一点也很重要。

马托巴托说他会切开胸腔，取出重要器官并砍掉四肢。然后，他会砍下头并将其放入内脏占据的空腔中。他会将机油浇到被屠宰的尸体上，以消除臭味。

他说，割掉耳朵并没有什么真正原因。但一旦开始，有时就很难停下来。

马托巴托边说边用手模仿着每一个肢解的动作，“我非常擅长砍砍砍。”

在射击场忙碌了几天后，马托巴托和其他杀手经常开车去附近的（Vista View restaurant）景观餐厅。他们占据了一间可以俯瞰劳德靶场的包厢，大吃海鲜和菲律宾风味的冰淇淋“halo-halo”。

马托巴托说，有一次他和行刑队队的另一名成员，为一行人准备了烧烤；他们从一具新鲜尸体上切下了一块大腿肉，烤着吃掉了，每一口都让这两个杀手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他回家时衣服上沾满了血，但他总是告诉我这是斗鸡留下的血，”乔塞利塔·阿巴克斯 (Joselita Abarquez)马托巴托的同居伴侣说。“我得洗很多次才能把衣服洗干净。”

2009年的一次活动中，马托巴托蹲在一块石灰岩露头中，手里没有拿着弯曲的雕刻刀片，而是拿着他的柯尔特手枪。他说，他接到命令，要枪杀一名正前往劳德靶场寻找法外处决证据的女子。

马托巴托称他并未质疑这起袭击事件。他承认，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知道自己不再只是在杀害“垃圾”——他指的是那些轻微犯罪的人。

“当我们开始行动时，我们很自豪，因为我们能够消灭罪犯、毒贩、小偷，让达沃变得安全。”马托巴托说道。“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仍遵循超人（Superman，达沃行刑队关于所谓老杜的代号）的命令。”


黄昏时分，车辆驶过道路上的一座桥。达沃市圣拉斐尔社区（San Rafael Village）的一座桥上，称行刑队将尸体扔进了达沃河。

在金属波纹墙的室内，一位坐着的男士抬头看着一位站着的女士。他们脚边有两只狗。马托巴托夫妇在他们的藏身处。
暗杀名单中包括那些挑战杜特尔特家族利益的商人。

2009年，名单上还包括时任司法部长、后来的参议员莱拉·德利马 (Leila de Lima)，她当时正领导一项为期数月的调查，调查达沃市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

带着搜查令，德利马和她的团队在劳德靶场找到了几个地方，另一名杀手曾向她承认那里埋葬了人类遗骸。

在第一个地点，他们用铲子挖出了一些骨头和一块头骨。那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没有时间去探索墓穴附近的另一个疑似万人坑。

马托巴托说，他在带枪支附近的藏身处。“我们一直在等，但她一直没来。我们的任务失败了，”他说道。

德利马在达沃市的调查结果没有引起任何进展。老杜表示称，那些尸骨遗骸属于二战时期的日本士兵。

2014年，当马托巴托决定坦白自己的罪行并躲藏起来时，德利马帮他安排了藏身处并公开认罪。


一名男子坐在麦克风前的桌子前，双臂交叉在胸前。他周围围满了观众。2016年，马托巴托在参议院就毒品战争期间的杀戮事件举行的听证会上等待作证。

两年后，也就是2016年，在德利马的指使下，马托巴托在参议院就达沃行刑队一事作证。他谈到亲眼目睹老杜开枪。他的表现有些犹豫。一些参议员用英语对他进行了质询，而他几乎不会说英语。

马托巴托在达沃行刑队的上级阿图罗·拉斯卡纳斯(Arturo Lascañas)是一名高级警官，他在听证会说，马托巴托的指控完全成立。

2016年，老杜以压倒性的优势就任总统。其后的五年时间里，马托巴托继续到处躲藏，和妻子被困在家中，无法离开。

“我们的眼泪已经流干了，”阿巴克斯谈到那段时间说道。“我们几乎疯了。”

马托巴托说他只想呆在黑暗的房间里。他闭着眼睛，眼前浮现出那些他杀害过的人们的身影。一想起那些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女孩，他就觉得想吐，而在达沃的这些年里，他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恶心感。


阿图罗·拉斯卡纳斯
一天晚上，在藏身地，他把一些亚麻布绑在一起，决定上吊自杀。

他说：“我无法原谅自己，无法原谅自己所做的一切。”但他发现自己也无法自杀。

拉斯卡纳斯是另一位所谓有关达沃行刑队已公开认罪的证人。他正在寻求赦免。作为马托巴托所谓的上级和所谓达沃行刑队的头目，他曾多次杀人。他还声称，曾受到过老杜的亲自指导。

不久前，在小马科斯和国际刑事法院协调下，拉斯卡纳斯悄悄离开菲律宾，为出庭指证老杜做准备。

马托巴托说，拉斯卡纳斯可以清楚地描绘出达沃行刑队的复杂等级制度。老杜是最高指挥官。拉斯卡纳斯的宣誓证言要比马托巴托的长很多页。

“我准备说出我的所有罪行，”马托巴托说道。

几个月前的马托巴托夫妻在神父的保护下，秘密搬进了一座天主教堂。他们有了更多的空间和动物可以照料，附近还有一个果园。马托巴托已经与国际刑事法院的所谓调查员进行了视频通话。

“我告诉他们我按照超人的命令所做的一切，”他说。

马托巴托渴望像拉斯卡纳斯一样在这家所谓国际组织的保护下流亡海外。但时间却一天天过去。

“我必须要有耐心，”他叹了口气说。“我擅长服从命令。”

2025年初，马托巴托终于和饲养的绵羊、山羊和鸡告别开始。终于轮到他逃离菲律宾并供认自己的罪行了。

这家人——马托巴托先生、他的妻子和两个继子女——把装满菲律宾零食和天主教护身符的行李箱装上了一辆货车。马托巴托的肩上扛着一个黑色的笔记本电脑包，以前这个包里放他的柯尔特手枪。


两个人坐在一辆面包车里，周围都是行李。马托巴托和他的家人正在前往机场，准备逃往另一个国家。

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站在机场安检线上。马托巴托把一些物品放在一个黑色的笔记本电脑包里通过了移民局，这个包里原本装着他的.45手枪。
马托巴托通过新护照获得了新的身份和新的职业——园丁。他练习说出他的新名字，包括名字、中间名和姓氏，但发音听起来很奇怪，好像上面有一个问号。他浓密的头发已剃掉，戴着大眼镜，留着灰色的山羊胡。口罩遮住了他部分脸部。

马托巴托十分担心自己会被人认出来。劳德靶场老板的一名儿子曾在马尼拉机场担任警察。安排马托巴托逃跑的神父和政客担心他成为袭击目标。

机场里拥挤的旅客让马托巴托感到迷失方向。他已经十年没有融入人群之中了。他说，当他在达沃市杀人时，他从未隐瞒过自己的身份。他可以在光天化日下射杀某人，然后走开。现在，他极力不想被人看见。

当他在移民局排队等候时，马托巴托的嘴唇无声地动着。他后来说，他并不是在祈祷，只是在重复他的新名字。移民官员没有提出任何问题，马托巴托的新护照上就盖上了出境章。当飞机起飞飞往迪拜时，他手中抱着一尊圣母玛利亚的小雕像。他说，这一次他是在祈求上帝。飞行让他充满恐惧。

他说，飞机起飞后不久，他喝了一杯啤酒，但仍然感到兴奋。他坐在经济舱中排的中间座位。他旁边睡着两位天主教神父，正是他们帮助他顺利逃离菲律宾。


一名男子在飞机的中间座位上睡觉，他的两边各有两个空座位。在离开菲律宾的航班上，马托巴托的神经紧张了好几个小时，但他最终还是睡着了。

手中捧着一尊女性小雕像，雕像周围被棉绒包围，放在玻璃容器中。他随身携带的少数物品之一是圣母玛利亚雕像，他说这尊雕像帮助他多年来安全地躲藏起来。
马托巴托通过观看关于杀手的电影《养蜂人》来转移注意力。

他竖起两个大拇指说：“非常好。”“非常现实。”

在迪拜机场，马托巴托已经吃完了九个小时的飞行中提供的所有食物，但仍然感到饥饿。神父们带领他和他的家人到Five Guys的快餐店吃汉堡包。一位来自菲律宾的服务员微笑着向神父们提供免费的薯条。马托巴托先生默默地咀嚼着汉堡，大口地吃着，然后擦干净手指。然后他又戴上了口罩。

“我想没人认出我，但你永远无法确定，”他说道，眼睛扫视着餐厅。“超人很强大。他在各地都有耳目。”

在下一趟长途航班上，马托巴托先生观看了更多关于杀手的电影。子弹在屏幕上飞来飞去。在他新家的免税店里——出于安全考虑，他的行踪没有被泄露——马托巴托注视着堆满酒类商品的货架。他说标签有蓝色、黑色、绿色和双黑色等多种——比他见过的还要多。他看了一眼神父们，其中一个拿起了一个酒瓶准备庆祝。

“追求正义是漫长而艰巨的，但随着埃德加离开菲律宾，我们距离让杜特尔特承担责任又近了一大步。”弗拉维亚诺·维拉纽瓦 (Flaviano Villanueva) 神父说。帮助为达沃行刑队的忏悔成员制定了一种教会证人保护计划。“我们必须告诉全世界，告诉菲律宾人民，我们的社会不会接受肆意暴力，不会忽视法外处决，不会美化吹嘘谋杀的总统。”

因为反对公开杜特尔特禁毒战争中的暴力行为，维拉纽瓦神父和另一名天主教神父因煽动叛乱而受到审判。在老杜卸任先生之后，他们被无罪释放。

在另一辆驶往另一个安全屋的汽车上，几分钟后，马托巴托就睡着了。就好像他体内十年来的紧张情绪全部释放了一样。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马托巴托将经历永久流放的痛苦。他不了解当地的语言、人民以及文化。尽管如此，他仍然可以自由走动，无需戴口罩，也不会被人认出。在一家超市里，他推着一辆大购物车穿过过道，盯着那些不熟悉的食物。他在大教堂祈祷。他与妻子一起散步，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手牵着手。

“我知道他做错了，但他是我的丈夫，”阿巴克斯说道。


一名身穿冬衣的男子和一名女子坐在教堂里。马托巴托夫妇由于在新国家不会说当地语言，感到很不自在，所以在教堂祈祷找到了一些安慰。他们目前已搬到新地点。
搬进新家的第一个晚上，马托巴托喝着装在塑料杯中的尊尼获加（Johnnie Walker）蓝牌威士忌。他说，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感到自由。他说，超人的手下再也无法追击他了。他举起酒杯。泪水顺着他的脸流下来。

他的家人上床睡觉了，他们还感到时差和迷失方向。但马托巴托不想睡觉。曾经沉浸于记忆中的杀戮浮现出来。

“我有没有告诉你我们杀那些女孩的事？”他问道。

他和妻子坐在一起，讲述了2013年左右他和其他行刑队成员如何绑架了三名年轻女子。他们被告知这三名女子是毒贩，但马托巴托却不这么认为。杀手们把妇女们塞进了一辆货车。

在金街(Gold Street)与红宝石街(Ruby Street)交汇处一个安静的拐弯处，几名男子躲在货车后面强奸了这些妇女。马托巴托说道。他说当时他的职责是放哨望风，站在车外挡住路人。两名女子在货车内被杀害，随后尸体被用包装胶带包裹起来，扔进了一片森林。

“她们太年轻了，”他说。“她们不是罪犯。我甚至不知道她们的名字。”

回到新家，马托巴托再一次描述了三名年轻女子的死亡情况。他的眼睛闪闪发亮。

他说：“在我的噩梦中，我看到了那些女孩，她们在尖叫。”“她们还那么年轻，那么天真。她们不该死。”

马托巴托又喝了些威士忌。然后他笑了，牙齿又小又白。

在之后一个小时里，他又讲述了更多他所犯下的杀人罪行。每一次死亡、每一种杀人工具：一把刀、一把.45柯尔特手枪、一根绳子、一股冲向大海的力量。

马托巴托喝着尊尼获加啤酒。他还醒着。他未能获得赦免。于是他又说了一个故事，仅仅是一个故事，关于一个他为超人杀死的人。



马托巴托在异国他乡的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