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BPO行业打工的单亲妈妈

敢想敢做敢拼

疫情在菲律宾，不仅影响着房东，也影响着房客，很多房东降价房租以保持出租率，很多房客也不断在找寻着更低廉的房租，以维持自己脆弱的经济平衡。

随着SMDC的FAME项目在疫情期间陆续交房，房东调低了自己的房租预期，有本地中介朋友，帮着发布到本地的脸书群组里，陆续的，开始接触到本地的租客，然后发现，他（她）们身上，也有不少可以讲述的故事。

上周，一名叫做妮可的本地租客，想要租FAME的新房，她特别要求是没入住的新房，约好了在fame的大堂见面，看房，商谈租房事宜。

妮可的ID显示她还没有过25岁的生日，但是浑身散发出来的老练气质，以及一张嘴的烟酒嗓，让人难以察觉原来她那么年轻。

妮可说话速度很快，我的爱人萝卜头，不得不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基础上，尽量凑近对方面罩，然后不断示意放慢语速，放慢语速，要不然反应不过来。

妮可抱歉的笑了笑，说她的语速都是工作的太久了，习惯性就带出来。

妮可的英文和本地中介以及大楼物业的英文不太一样，不仅速度快，腔调还有俚语，都有点像美剧里的感觉。

萝卜头问她是不是在BPO行业里做客服，妮可点点头。



一直以来，在销售房产的过程中，都会讲到BPO产业是菲律宾的支柱产业之一，今天难得遇到了一位本地BPO行业的研究样本，这不仅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对于中国人在菲的BPO产业工作环境，我们大抵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关于菲律宾的BPO产业，以及那些本土的从业者，以前还真的没有怎么了解过。

菲律宾BPO产业的日常是什么样？疫情对于她们有没有影响？本土从业者，收入可以支付CBD地段的房租么？我像个好奇宝宝，将问题悄悄告诉萝卜头，让他在介绍房子的间隙问一下妮可。

妮可说她大学的专业是菲律宾文，我在对方重复确认后很诧异。

“结果你现在的工作竟然是在讲英语，还讲得这么666？”萝卜头也很惊异。

她甩了甩头发，随意答道，“对阿，讲大家乐（tagalog）比讲英语困难多了！ ”

妮可说没有足够的钱完成大学学业，这是遗憾，如果工作能够有足够的钱，她仍想把它念完，这不仅是一种仪式的圆满，更是对未来可能的保障。

离开学校后，她先在私人企业做助理工作，就是整理下文书，跟进下项目进度之类的，她只做了两年半，她涉足BPO行业，当客服人员只有不到一年时间，如果除去封城的时间来看，算是这个产业的新人。

根据统计，BPO产业有超过50％以上的从业者都是女性，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产业似乎很容易找到单身母亲。

妮可也不例外，有一个不到4岁女儿，孩子父亲不知所踪，标准的单亲妈妈。

妮可作为客服人员的工作内容，是电器产品的技术支持，顾客来自北美各州。

通常，妮可的工作时间是半夜12点到早上9点，她会在孩子睡着时出门工作，然后在早上10点左右回家，回家之后照顾孩子，睡觉，直到傍晚5点，孩子会当闹钟把她摇起来，她继续陪女儿直到晚上，约莫11点再出门工作。

就这样过了一阵子，妮可把孩子交付给在八打雁的姐姐，自己好全部身心投入工作，后来疫情封城，她返回八打雁，和自己的孩子，姐姐及其男友，一起待了一段时间，等到封城结束，就迫不及待的出来马尼拉，重新找BPO的行业工作。

因为语言天赋和行业经验，相对其他失业许久的菲律宾人，她比较幸运的在ORTIGAS又找到了一份BPO的工作。

在菲律宾，华人的BPO公司，哪怕只是基层员工，通常都会有“收入不菲”的印象，而妮可所在的BPO公司，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

以2019年为例，刚进公司时，老板并没有对加班时数设上限，于是她为了赚钱，平均上班时数是两周120至140小时，最高曾经达170小时。

她一个月的薪水是25k至35k披索，扣掉5k的税后，一个月净赚约20k至30k（具体看自己的加班次数）。

当然，作为BPO公司，其福利还包括一个月4500披索的杂费补助，并提供各式各样的加薪机会，只要顾客满意度够，或她达到一定的辅助业绩，通常可以再多赚个1K到2K披索左右，所以这个收入，放眼菲律宾同胞，还算是不错。

虽然她的职位是技术支持，可是BPO公司为了将利益最大化，通常客服人员都是一人多用，除了接电话之外也兼做其他工作，例如电销。

到了2020年，公司改变了KPI制度，她现在一个月顶多只能拿到2k的补助，而且各种拿到加薪的标准也提高了。

“就算你表现得很好，自己也要通过其他分数，才能拿到那份BONUS。”妮可无奈的说道。

对妮可而言，影响更大的是，她的老板也不再允许她想加班就加班，少了那些福利跟加班机会，她一个月的收入也大幅缩水四成左右。

上一份工作的公司所在地，在马尼拉大都会的金融中心马卡蒂，月收入仅仅2万出头，要怎么活下去啊？

这也是妮可在疫情前，就将孩子托付给姐姐照顾的原因之一，为了省下房租跟水电费，她就成了公司里的住客。

与中式的BPO公司不一样，大部分菲律宾本地BPO公司，都会提供员工睡觉的座位（睡觉的地方），毕竟BPO产业员工大多日夜颠倒，在睡觉的位置，有简单的床铺，让员工在上下班时可以小歇片刻。

这种地方，由此成为妮可栖身的空间。

此外，BPO行业的员工，选择在公司休息，还有一个原因是，堵车！！

马尼拉的RUSH HOUR，除了周日，几乎6*12小时，对于离家遥遥的这些雇员来说，回一次家，通勤大巴至少要花3个小时，如果遇到周末大塞车，那就更是要自备尿不湿的地步了。

所以，如果公司允许，BPO雇员，尤其是离家远的雇员，会直接住在公司的临时位置，但是也有的公司会严格管理，限制一人一次只能睡3个小时，否则保安就会进来赶人，想一想自己要是睡3个小时就被撵起床，那真是痛不欲生的感觉。

我想，除了省去堵车这个因素之外，这还可以省掉一笔在马尼拉租房的水电费，其实还挺方便的，大楼底下通常有速食店跟便利商店，这也是为什么这些CBD的mini stop，711，allday便利店都要7*24小时的原因。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
全世界的打工人，看来都一样。

很想和妮可讲一讲打工人这个梗，可是这种语言能力还是不过关。只能听妮可继续讲她独身打工的日程表：

半夜12点上工，2点到3点间有50分钟的“早餐/夜宵时间”，3点多，4点多及6点多又各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前提是呼叫中心分配的电话接入都顺利完成，如果中间处理到很棘手的电话，她的休息时间可能就会调整，每次休息前，妮可一定要跟自己的组长报告。

早上9点下班，10点到12点休息，他通常会用来刷facebook，tiktok，有时候也会和自己老家的亲人和孩子视频，偶尔拍个动态什么的。

从中午12点到晚上11点是睡觉时间，起床后，整顿一下又是下一个上班日。

萝卜头问妮可，你觉得工作报酬和你的付出相吻合么？

妮可摇摇头，但是妮可并没有选择，因为BPO的雇员缺乏任期保障。

所谓任期保障，就是类似于长期任职合同，妮可表示，她的同事，有人在这间公司工作了五年，十年之之久，但是只要公司改变制度，随时都有可能失去工作。

除了工作的压力和没有保障的压力之外，妮可表示自己单亲母亲的角色也会对工作带来不利影响，虽然妮可经常要加班，但是回家之后要比男性花更多时间照顾小孩。

这一点，从我家小儿的菲律宾价值观课本里就可以看到，男生的阶段测试是做木工或体力劳动；而女生的阶段测试是如何摆碗盘协助母亲做家务。

在传统的菲律宾社会中，家务，抚养子女，这些事情还是由女性担当，这一方面造就了菲律宾女性的钢铁性格，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小孩生病或有临时状况，容易有缺席纪录的也都是女性。

这也是为什么BPO产业的女性若是有家庭，便不容易升到更高的职位。

如今，妮可的小孩三岁多，已经比当初带在身旁时懂事多了。

“以前我只要把她放在家里就好，现在每次打电话，她都会问我，妈妈明天回家好吗？”

妮可坚定的口吻，像极了一头为了保护自己幼崽不惜死战的母豹，不知为何，妮可的坚定让我又熟悉又有些无奈。

在身边接触的保姆，帮工，甚至是中介圈里的本地中介助手，十之八九的人都会告诉我，因为她们希望可以给自己的小孩更好的未来，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有好的生活环境，于是尽管要她们在孩子最重要的成长阶段跟孩子分离，但是为了未来，这些妈妈都认为，这是对的选择，这是一个必要的牺牲。

留守儿童，不分国界。

她从马卡蒂通车回到女儿所在的八打雁，一趟便要花上五到六小时，所以一周回去看望一次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妮可一拿到薪水，第一件事就是汇给自己的姊姊，那笔钱不只是给她女儿用，也可以支持她姐姐与姐姐的同居男友，因为妮可是这个特殊家庭中的“bread winner（挣面包的人，意思为经济支柱）”。

“无论是疫情前的工作，还是现在再出来找工作，这是为了我女儿，以及我自己。作为一个单亲妈妈，我能待在家的时间很短暂。"

"我只能跟我的女儿解释，我之所以会离开她，是为了让她的未来更多保障，我跟所有母亲一样，希望可以当那个教导小孩读书，陪伴她长大的人。“

”但是我没有选择，大部分时间都绕着工作打转，如果没有工作，就没有了面包，因为我是单亲妈妈，所以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

同为妈妈的我，听到这里，心里不太好受，妮可如此，自己何尝不是如斯，放着孩子在家上网课，当她需要妈妈的时候，只能给他请保姆和家教陪伴，可是孩子毕竟是会需要妈妈的啊。

老公看我有些凝滞，将一包纸巾递给了我。

我抬头望去，眼见妮可眼睛微红，我用肘子悄悄捅了一下老公，示意先把纸巾给妮可。

妮可接过纸巾，低声说了声“thank you”，又小心地用手背抹了一下脸颊，想必此刻的情绪应该像汪洋一样汹涌不止吧。



整场看房大概花了一个小时，事实上，fame适合她这样WFH（work from home）的SOHO一族，一共就三种户型，走马观花看一遍只需要15分钟，但是坐在那里絮絮叨叨，却没有人发觉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

妮可抱歉的笑了笑，表示占用了我们那么多时间，她表示会回去和打算一起合租的同事商量下，过两天给中间负责牵线搭桥的中介一个明确答复。

因为新找的这家BPO公司总部在ORTIGAS，她希望这个全新公寓，能通过公司的WFH苛刻的办公审批要求。

到最后，我发觉倒是自己似乎不好意思，本来是出租房，结果成了一场意外的采访脚本，妮可打起精神告诉我们，她在上学时，希望能有这样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小公寓，安静而又私密，能让她完成自己的学业，后来有一个男人出现在她身边，说可以帮她实现这一切，尽管父母劝她说要慎重，但是叛逆的她......

妮可话锋一转，你们看到了，小孩就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礼物，现在，我又找到了工作，我要当一个好的母亲，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和过去不一样的人了。

妮可笑嘻嘻的诉说着这一切，表情恢复了一如初见面的乐观，似乎这一切的过往，发生在她人身上一般。

我冲着她，由衷的竖起了大拇指。

“Wish you luck forever”

2020年，对于打工人而言，都是非常难熬的一年。

通过妮可的故事，窥见这些本土打工人的真实状态。

她们的生活状态，也许离你我很远。
但她们的经历，值得被看见，被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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