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菲律宾二战慰安妇仍然要求正义？

素色流年783

Narcisa Claveria今年（圣诞节前两天）将满89岁。她走到家庭公寓的阳台上，花了一点时间检查一下自己92岁的丈夫，丈夫疲惫地看着游客。这对夫妇住在离菲律宾马尼拉一小时车程的山城Antipolo。从外表上看，她像个慈祥的、甜美的、安静的奶奶。

但是，当人们回想起75年前的记忆时，她的心情就会改变。

当Narcisa回想起二战期间她在菲律宾的童年时，她说：“如果我能阻止太阳落山，我就会这样做，因为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就会开始强奸我们，” 当时她只有12岁。

Narcisa是二战期间日本帝国军队建立的性奴役制度的最后幸存者之一。他们利用诱拐、胁迫和欺骗手段，强迫妇女和女孩向军人提供性满足。在法庭案件中引用的研究人员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活下来。

这是一种广泛的性奴役制度。历史学家估计，在被日本占领的亚洲部分地区（主要是韩国），约有20万妇女受日本士兵的伤害。而且还有新加坡，缅甸，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台湾。



在菲律宾也是如此。据作家和研究员伊夫丽娜·加朗（Evelina Galang）称，在1942年至1945年的日本占领期间，“大约有1000名妇女和女孩被送入军事性奴隶营地”。

在18个月的时间里，电视台在菲律宾各地确认并采访了至少24名幸存者。在几个例子中，亲密的家庭成员分享了那些虚弱得无法说话的妇女告诉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肖像不仅是关于他们痛苦的身体侵犯的故事，而且是战争生活的画面。

一个扭曲的标签

日本人称她们为“慰安妇”，这个词来源于日文“ianfu”，结合了汉字“安慰”和“女人”的意思。强迫她们与日本士兵性交的奴役营被称为“慰安所”，通常也是关押她们的要塞。



“慰安妇”是对数千名被迫充当性奴的妇女和女孩的一种语言上扭曲的分类。这些妇女和女孩大多来自贫困社区。菲律宾的律师Romel Bagares已经为其中一些女性辩护了16年，他对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说，这个词“掩盖了受害者在日本皇军统治下所遭受的难以言表的虐待，并否认了受害者应有的尊严。”他说，一些支持者敦促将这个词改为“战时女性奴隶制度的幸存者”。

然而，人们通常使用这个词。Bagares说，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一种“拥有它”的企图，拥有它“意味着抗议”。

日本将性奴的做法合理化，称其是为了遏制日军在1937年南京强奸事件后对当地妇女的强奸行为。当时，日军士兵在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性侵了数万名妇女。

几十年来，“慰安妇”制度的幸存者没有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私人痛苦被羞愧掩盖了，被外界掩盖了。但是到1990年代初期，他们的经历的细节开始在针对日本的一系列诉讼中浮出水面。他们希望日本为她们所遭受的苦难公开道歉并给予经济赔偿。

韩国妇女最早将“慰安妇”组织成一场全国性运动，并将“慰安妇”一词加入了战时妇女的人权法理。

关注现代日本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卡罗尔·格鲁克（Carol Gluck）说：“没有慰安妇的证词，我们不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在日本殖民统治了35年的韩国，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性奴役，这让其他所谓的“慰安妇”的经历黯然失色。与韩国为数不多的幸存女性一样，菲律宾的幸存者——如今已是八九十岁高龄——仍然要求听到自己的声音。

在菲律宾，他们被监禁的时间从几个晚上到一年多不等。战争结束后，这些妇女留下了身心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性传播疾病和生殖系统受损。许多人被当作弃儿对待，有时被自己的家人抛弃。

菲律宾所谓的“慰安妇”由不同的、有时是相互竞争的团体组成，她们要求日本正式承认和赔偿，并要求菲律宾政府承认她们持续的困境。

在菲律宾，大约有400名被确定为“慰安妇”的妇女中，据信今天只有45至50人还活着。由于隐私、创伤和年纪大，许多人不愿透露自己的经历。

以下是电视台的记者朱莉·麦卡锡（Julie McCarthy）、摄影记者谢丽尔·迪亚兹·梅耶（Cheryl Diaz Meyer）和制片人埃拉·玛格（Ella Mage）记录下的一些她们的故事，以及一些在女性要求正义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的争议。

3名幸存者的眼泪和证词

1943年，日本占领者来到她位于菲律宾Abra的家门前。Abra是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一个崎岖不平的角落。Narcisa Claveria说，军队挨家挨户寻找菲律宾游击队，并指控她的父亲，即村长，与他们串通一气，他们把他捆在房子的柱子上，她的父亲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并请求宽恕。

Narcisa说，就在她眼前，一名日本士兵拿起“刺刀”，开始“像水牛一样”给父亲剥皮。

听到母亲的哭声，她跑上楼，“我看到我的母亲躺着，裙子撩着，有一个日本士兵压在她身上，然后我跑，” Narcisa说，她的两个最小的弟弟妹妹开始用小木棍打士兵。“士兵们一把夺过两根棍棒，用刺刀刺死了二人，她说，当时他们“可能4、5岁”。

Narcisa认为，当日部队将村庄烧死时，她的父母被杀，士兵们把她和两个姐姐拖到了一个要塞，她最大的姐姐再也没见到了。Narcisa是8个白天做饭、打扫和洗衣服的女孩和妇女之一。她说，到了晚上，军队强奸了她们。Narcisa说：“每晚我都在不同的房间里，” 她说，如果他们抗议，“他们就用马鞭抽我们，” 她说，那座大楼哭泣声不断。

Narcisa当时12岁，她说她在驻军中被囚禁了大约18个月。在她的一个家庭中，四个姐妹，她们的母亲和阿姨在战争中遭受系统化的性暴力。

Narcisa将她在这样的经历后幸存下来的原因归功于成为她丈夫的男子阿纳切托·克拉维娅（Anaceto Claveria），Narcisa说：“我非常害怕男人，”但她解释说，丈夫的善良和耐心帮助她克服了恐惧。

“他总是对我说，‘好好思考。我并不瞧不起你。你很幸运，因为你活着回来了。日本人对你做的一切，统统忘掉，’” Narcisa说，丈夫帮助她的心理康复，并鼓励她讲故事，“这让我变得更坚强。”



这些天，Narcisa戴上口罩和面罩，每周去一次市场，看望她的儿子。菲律宾是东南亚冠状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这并没有阻止她。Narcisa说：“我宁愿死在大街上，也不愿在家里悲伤地死去。”

Teresita Bermudez Dayo：

我们跨过门槛，穿过杂草丛生的Belo大厦遗址，90岁的特雷西塔·贝穆德斯·达约（Teresita Bermudez Dayo）犹豫了一下，“恐怕在这里。这不是一个好地方。1943年，Teresita被囚禁在黑洞洞的围墙内，被日本占领军在菲律宾充当“慰安妇”。



她回忆说，她当时只有12岁，和家人从战争开始时避难的山区搬回来，当时日本士兵阻止了他们。“他们看到我，说：'她很漂亮！' ”

士兵们把她带到装甲车上，她记得自己离开家人时“害怕得发抖”。士兵们将她带到了由日本帝国军征服的Roxas市的豪宅中，Teresita颤抖着讲述他们如何把她推进一间“只有一个电灯泡照明”的没有窗户的小房间。

Teresita说，当日本士兵成双成对地，一次两个地强奸她，直到她“失去知觉”时，她哭着说：“救救我，上帝。”Teresita在储藏室里被锁了一个星期，那里给她提供了干净的衣服和食物，但她吃不下：“我没有胃口。”

她任然还记得一个菲律宾女人，她怀疑她是一个日本军官的情妇。Teresita说，她“同情我”，我称她为“天使”。

“她告诉我，'别担心。我会帮助你的，' “那天晚上，她鼓动Teresita上了一条在河上游等候的小船。几天后，她与家人团聚了。

她说，Teresita的父母命令她永远不要说发生了什么事。Teresita说，她避开了父亲对追求者的严格态度，在20岁时，她回复了报纸上一则寻找笔友的广告。在经历了一段几乎全靠邮寄的求爱期后，她于1956年嫁给了她的笔友，并共同抚养了一个家庭。

Teresita告诉我们，她一生中确实对性侵犯感到“痛苦”。然后在50岁时，“我决定考虑现在，现在是美好的。”

她在饭厅里站起来，举起手臂，扭动她的小臀部，开始拖曳脚步，她说：“我开始跳舞，交谊舞，任何一种跳舞，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又过了20年，她才公开了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苦难经历。这个决定是在2000年做出的，当时她听到女儿的岳母在电台上谈论自己是如何成为“慰安妇”的。

Teresita回忆说：“我们都很震惊。”

因为Teresita在“慰安妇”赔偿的早期阶段并没有宣布自己是受害者，因此她没有资格领取款项。她目前与现年58岁的女儿Divina Dayo Bermejo一起生活在菲律宾Roxas City，没有援助就无法行动。她说，她靠已故丈夫微薄的养老金和当教师时每月的津贴生活，她说，这个理由足以让她得到赔偿。

Maria Quistadio Arroyo：

玛丽亚·奎斯塔迪奥·阿罗约（Maria Quistadio Arroyo）患有痴呆症，我们于2019年5月下旬在菲律宾群岛中部Roxas市的孙女家中探望了她。她从前门廊凝视着来访者，睁大眼睛，除了说几句话外，喃喃自语：“我不记得你们中的任何一个，我现在已经老了，我不记得了。”



在较早的鉴定书中，她曾说过，1944年9月，当她的父母在田里收割庄稼时，日本士兵冲进他们的家，并将她和她的哥哥拖到卡皮兹伊曼纽尔医院（Capiz Emmanuel Hospital）的营地。士兵们屠杀了家中的猪，并强迫她的哥哥把猪尸体搬到守备部队，他把猪丢在了入口处。Maria说，看到“他已经没用了”，士兵们就在院子里把他打死了。

她晕过去了，回忆起自己是在一个锁着的房间里醒来的。她说，那是她野蛮行为的开始，“有时候两三个士兵会轮奸我，”不顾一个12岁孩子的恳求。

在这些采访中，Maria曾表示，当木匠大卫·阿罗约（David Arroyo）承诺要“扭转”日本人在战争中对她造成的“损害”时，她感到“幸运”。

但她丈夫保护她的诺言变成了谎言，Maria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酗酒，变得很暴力。

她的女儿洛丽塔·阿罗约·阿库永（Lolita Arroyo Acuyong）告诉电视台，在很多情况下，父亲都会用“拳头”和“木板”殴打母亲。她说她的母亲“不想加剧冲突，所以她保持安静。”

Maria说，她遭受丈夫的虐待直到他于1997年去世。

她作证说：“多年来，我忍受了我丈夫的嘲笑，而没有人指责那些(战时)袭击事件的责任人。” 但是，她听到幸存者协会（Lolas Kampanyera，祖母争取和平与赔偿运动）认为“慰安妇”不应该承受耻辱。“以免我的故事被遗忘，”Maria在2001年加入了这个团体。

Maria Quistadio Arroyo于2020年10月15日去世，享年88岁。像许多“慰安妇”一样，她过着经济困境的生活，她的家人从当地省长和国会议员那里筹集了用于埋葬的钱，其他幸存的“慰安妇”捐款，殡仪馆为剩余的金额发放了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