菠菜难以断绝，背后的原因竟是...

冀苍鸾

赌博，是一种游戏。

但在这游戏的背后，交易、犯罪、涉毒、仇恨愈演愈烈，衍生的犯罪案件不胜枚举。掌控他人命运的，拥有权力、财富、关系，环环相扣，就像一幅蜘蛛网。让参与者无处逃生。
背后神秘的关系图，到底是谁在操控，是谁在演绎。
捣毁之路为何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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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野草般难烧尽：合法空间下生存
注册会员超50万人，投注额超300亿元，月盈利1000多万元，29个赌博网站站点，犯罪团伙员工超400人……
2019年底，这个家族式特大跨国网络赌博团伙彻底覆灭。中国公安在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协助及柬埔寨警方的配合下，在西港查获网赌罪团伙成员200余人。11月1日，在柬埔寨落网的6名涉案人员被成功遣返押解回国。
除了数额巨大、引起较大的社会关注度外，此次打击行动还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中国-柬埔寨合作执法年首起案件。
从发现线索、缜密侦查，到最后实施抓捕，中国公安花费整整近两年的时间，才端掉这个跨境赌博犯罪团伙。
但这往往是沧海一粟，类似的跨境赌博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好比生命力强劲的野草，割了一波之后，还有新的一波长起。
在柬埔寨，菠菜业欣欣向荣。在合法化的外衣的掩护下，与赌博有关的犯罪活动“肆意生长”。
由于柬埔寨允许发放菠菜牌照，宽松的监管伴随腐败的侵蚀，为网络赌博诈骗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据数据显示，截止 2018年底，西港拥有正规牌照的赌场就超过 20家，且还在继续增加，地下赌场和非法网络赌博更是不计其数。菠菜业的急剧增长，导致大量资金无序地、疯狂地涌入赌场及其相关附属的服务行业。



据不完全统计，单是西港流入赌场的资金就高达 2000到3000 亿人民币。而其他行业如建筑业、金融业、服务业等，也都变成是围绕着菠菜业进行投资开发，例如星级酒店、高档餐馆、钱庄典当、豪华娱乐场所等，几乎都是为赌场配套而兴建。
网络赌博和金融诈骗不仅影响了柬埔寨投资环境的安全，也造成了中国投资资金的严重流失，使中国投资产业资金链断裂，长期以往，企业的运营状况持续不佳。
2019年8月18日，洪森总理发布针对非法网络赌博的“禁赌令”，使该国包括西港在内的“网投”业坠入寒冬。
据移民总局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在政府于2019年8月18日颁布禁赌令后，有约20万名中国人离开柬埔寨。
对于网赌来说，禁赌令的出台无疑是致命一击。但是，“树大根深”的赌博犯罪集团并没有在此次风波中倒下。虽然遭受重创，柬埔寨网赌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转向地下，继续扎根暗处生长。
不仅在柬埔寨，还有更多的地区仍是赌博犯罪的“重灾区”。
据《世界华人周刊》统计，截至2019年5月，东南亚及东亚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开设赌场300余家，共有赌桌约1.6万张，老虎机6万多台。
周边国家赌场林立、网络赌博泛滥已对中国造成极其负面影响。大量资金非法流入境外，严重影响中国金融监管和经济安全，大量人员被吸引参与境内外非法赌博，导致违法犯罪案件高发，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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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赌博：神秘的官员、富商
据资料显示，跨境赌博涉赌人员中，多数是以游客身份参与其中，而且以老板为代表的富裕人群占比较大。
赌博从古至今，历来都是有钱人的游戏，跨境赌博活动更是如此。
近几年由于有关部门对中国公民跨境赌博的打击呈持续高压态势，使得出境参赌人数日益减少。但境外赌场岂会放弃这块诱人的“肥肉”，其老板及其代理人改变了过去全方位宣传和吸引的方式，把宣传、吸引、组织我国公民出境或者涉外网络赌博的重点放在这些“老板”身上。
而在跨境涉赌人员中，还有不少是官员，小到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大到省部级官员。
张宗海，原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曾动用公款2亿多元人民币参与境外赌博，输掉1亿多元；李为民，原广东省东莞樟木头镇镇长，挪用上亿公款，数次前往境外赌博，共输掉约9000余万元，种种例子不胜枚举。
这些上到部厅级干部，下到科股级干部的腐败案中，大多直接或间接与境外赌博有关。
而他们的赌资，多数来自于贪污受贿资金，以及利用其手中的权力挪用公款，更有甚者私吞上亿公积金，这些钱绝大部分被用于赌博。
当他们将非法得来的赃款摆上赌桌上时，也是良知泯灭之际，更是践踏了法律的底线。



此外，一些官员不仅参与赌博，更为境外赌博犯罪集团充当了“保护伞”一角。
曾为陇川县公安局局长和德宏州公安局副局长的杨刚，为涉黑涉恶人员在境外开设经营赌场提供帮助，放松缉查非法出境赌博人员工作力度，帮助涉黑涉恶人员逃避处罚、解冻账本和银行账户。最终于19年10月落马。利用职位权力之便，为违法分子脱罪，无异于进一步助长了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嚣张的气焰。
除了滋生腐败外，赌博引起了一系列勒索、绑架、凶杀等恶性暴力案件。
曾有不少网友在柬单网发帖爆料，称自己被朋友“万元高薪”职位诱惑到柬埔寨，结果发现是从事“杀猪盘”等违法活动。如果提出想离开，就会被网投公司要求支付巨额赔付，否则将面临囚禁毒打、勒索等处境。
驻柬使馆多次发文提醒，在柬中国同胞洁身自好，远离赌博。
从近期在柬发生的涉中国公民恶性案件看，多数因赌博而起。常言说得好，“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在柬发生的一桩桩涉中国公民的命案表明，大凡染赌者，轻则家财尽散，妻离子散；重则赌债缠身，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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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组织：超强的反侦察手段
当面对狡猾的犯罪分子，就意味着警方要随时做好与其斗智斗勇的准备。通常来说，首先赌博组织者普遍具备反侦查意识、手段。
锁定开设赌场的主犯有一定难度。由于犯罪嫌疑人无论在实体赌场和虚拟赌场中都深深隐藏在幕后，其通过雇佣代理，层层发展下线，本人并不出现在赌场或网络上，根本不暴露自己的姓名、住址等个人真实信息，往往通过一些虚拟身份进行逐级管理，其处在金字塔的最顶端，身份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对公安机关查清其真实身份有一定阻碍。
尤其对于境外开设赌场却主要以中国人为主要客源的外国犯罪嫌疑人，由于管辖权和犯罪行为的定性在国与国之间存在争议，也给外国犯罪分子提供了逍遥法外的可乘之机，给中国公安机关打击跨境赌博带来实际难度。
犯罪团伙普遍采取的赌资“硬隔离”措施给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带来较大难度。由于赌博组织者和参赌者普遍使用了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并通过一些“硬隔离”结算赌资的具体操作方式给公安机关“以资查赌”调查取证过程设置了重重关卡。



通常，办案民警为了查清实施赌博行为与所使用账户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一般先要从赌博组织者或参赌者手机上提取微信或支付宝中涉及赌博交易的代码，然后到深圳、杭州等地办理一系列申请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调查取证的法律文书，通过第三方查清了捆绑账户后，再到银行调取该捆绑账户的详细交易信息。
汇集这些海量交易信息之后，公安机关还要经过大数据分析研判，最终确定哪些是赌资，哪些不是，到底有多少涉案资金，整个关于涉案资金的定性、定额的调查取证过程是漫长充满陷阱的，急需网络侦查、经济犯罪侦查及金融和会计专业的专家能手。
其次是法律法规不健全。近年来中国逐步完善了有关惩罚赌博违法犯罪的法律依据。首先是《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为打击跨境赌博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总体框架上的法律依据。
但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对打击跨境赌博仍不够有力。参赌者一般依照治安管理法进行行政处罚，处罚较轻。即便是因为跨境赌博涉案人员太多，加之跨境赌博的特殊性，他们也往往因为情节轻微而得不到处罚。因此，法律不足以威慑参赌者，惩罚力度也不够。
对于开设赌场罪的刑罚量刑标准也不够细化。虽然有法律规定了八种情节严重的情形，但刑期3 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量刑幅度没有具体裁判依据，附加刑中有关罚金的具体数额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就会造成最终裁判在自由裁量上的差异。
网络跨境赌博与一般的赌博存在明显差异，在套用相关法律法规时会出现明显不适用的情况。
还有国情不同导致侦查抓捕困难。对境外团伙的连根拔起是犯罪打击震慑力最强的方法，但由于赌博团伙的最上游人员藏匿境外，中国干警在藏匿地不具有相应执法权，只能以一般的工作身份到所在国进行调查、协助工作，难以实现“连窝端”的全面打击。
首先，国际警务合作存在制度性障碍。跨境赌博最大的特点是跨境，正是由于跨境的这一显著点，往往造成境内外管辖权的争议。
这主要是由于各国(地区)对赌博的认知不同，有的认为违法，有的则认为合法。正是由于对违法性认知存在争议，当一个实体赌场或网络赌场出现在一个赌博合法化的国家(地区)时，作为执法办案的国(境)内警方想获得国(境)外警方的支持是很有难度的。如缅甸政府在靠近德宏陇川县的克钦武装统治区——迈扎央，赌博在当地便属于合法活动。
同时，在离云南和广西很近的越南老街、芒街等地，越南政府明确规定只允许外国人进入赌场，将盈利的对象直接指向外国人，实际上主要是中国人。
因此，一些国家和地区并不具备协助中国治理赌博违法犯罪的原生动力，这也给中国警方开展国际警务合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其次，藏匿地执法不严造成了抓捕困难。
跨境抓捕行动需要与当地警方通力合作，而盘踞在东南亚的赌博犯罪分子通过贿赂等手段，在私下与本地政府的部分人员取得了不可名状的“合作关系”。明里，所处方位的跨地域性为司法追捕设置难度；暗里，“合作关系”也可为赌博核心团伙的境外人员保驾护航。
总之，端掉一个跨境犯罪团伙并非如想象中简单，前期要经过层层调查取证、部署抓捕方针、取得其他国家部门的协作等，其中耗费的人力物资，也远超我们的预期。
虽然打击跨境赌博犯罪之路注定一开始充满荆棘，但中国官方对此的态度和政策却从未改变，甚至越发严厉。随着“净网2020”等多项行动的开展，近年来对跨境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呈高压打击态势。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些自以为藏匿在海外，就可以逃避法律惩罚的赌博犯罪集团人员，等待他们的，只有早已编织好的抓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