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和菲律宾的历史渊源你知道多少？

宗记

我们都知道菲律宾总人口中，华人血统者有上百万人数，其中先祖十之八九是来自福建闽南。菲律宾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也都是闽籍华裔，例如菲律宾国父扶西·黎刹（José Rizal）、首位女总统柯拉蓉·艾奎諾（Corazon Aquino）等等...那么，除了这些之外，你对咱闽南人与菲律宾的历史渊源又了解多少呢？为此，小编苦觅一番寻来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文章来源 | 厦门《鹭风报》

编辑 | 安然

《菲律宾华侨史话》(一) 中菲往来自古有之

前  言

在东南亚各国中，菲律宾可谓“奇葩”。地理上，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群岛；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菲律宾，从空中俯瞰，好似许多块拼图散落在太平洋这块蓝色布幔上。从地理位置上看，位于亚洲的它属于东方。

但在文化上，菲律宾非常西方。形成菲律宾多元社会的主因，源自那超越于地理之外的殖民史。最早可追溯至十四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苏禄和民答那峨等地出现了苏丹政权。其后，又被西班牙统治了333年，受美国监护48年，还遭受过日军残酷的占领。

文化上，处处可见影响的烙印——国名即来自于西班牙王储，后来这位王储成为了国王腓力二世；在宗教上，它的居民大多信仰天主教，而它的邻国居民，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和佛教；语言上，英语被列为官方语言。

相较于西方世界，中国与菲律宾的渊源，来得更早。从宿务出土的古文物显示，中国人早在唐朝（618-907），就与菲律宾有贸易往来。

菲律宾的华人社会，放诸于全世界，都可称得上“命运多舛”。经历了至少5次几乎灭族的屠杀，且西班牙殖民政府统治时期一直对华侨施以苛政。菲律宾独立以来，华人虽性命暂且无忧，但仍为菲化、入籍等各种风波所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华侨华人以闻名于世的坚忍、勤劳、智慧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时至今日，更是在菲律宾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推动菲律宾和中国友好关系发展的引擎之一。数百年来，菲律宾华侨华人对祖籍地一往情深，祖籍地的发展建设，处处可见当年“番客”和今日“侨胞”的贡献。

—— 中菲经济交流从未间断 ——

地球上，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

菲律宾群岛，与中国仅隔一片不宽的海域，即使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季候风也能把帆船带到吕宋。

中国人在很久很久以前，已经和菲律宾人一起，共同生活在这片太平洋西侧的美丽群岛。关于这一点，菲律宾民族中的混有华族原始人血统的马来人可以证明；菲律宾考古中发现的与华南同出一源的新石器可以证明；高山省与中国无异的梯田耕作方式可以证明；新娘子坐花轿、老人自备寿衣等民俗可以证明……即便我们把目光从上古时期收回，凝视于有着史籍记载的唐宋之后，我们都可以非常肯定地宣布：中菲两地交往源远流长，血脉交融、经济互通、文化混杂。任时光流淌，恩怨交织，友谊始终是中菲两国交往的主旋律。

近百年来，在菲律宾各地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和陶瓷碎片，这些文物绝大部分产自中国。从晚唐到清代，各个朝代的陶瓷都有。

《宋史》中说，“又有摩逸国，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载宝货至广州海岸”，这是最早将中菲往来形诸文字的古籍，此后历代史籍对中菲贸易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两国贸易可分为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

小国遣使来中国“朝贡”，中国皇帝对来使赐授，双方进行物品的交换，中国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外交关系。中国朝廷一向奉行“薄来厚往”的政策，因此朝贡实质上是很划算的官方贸易。郑和下西洋之后，不远万里到北京拜见明朝永乐皇帝的苏禄国王就曾获得了成倍的回赠。

而中国朝廷也是心满意足的，因为很有面子。在中国人眼里，所有海外国家都是平等的，应一视同仁。但海外诸国却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而要低中国一等。这种朝贡、赐授关系体现了中国的“威与德”，更多的是着眼于政治上的修好。

除了这种官方贸易方式，中菲两国之间的往来，更多的是通过民间贸易。在宋代，中国商人用瓷器、铁鼎、白锡、皂绫、伞等，换回菲律宾的黄蜡、玳瑁、贝纱、药槟榔等。中国商人还尊重当地的交易习惯，彼此凭信用买卖。

元代及明代前期，中菲贸易情况见于中国史籍的不多。主要原因是元明两代，海上贸易由朝廷垄断，其中明代还厉行禁海政策。但民间贸易以“走私”方式暗潮涌动，从未停止。

明清时期，华侨的三桅帆船一艘艘地顺着风，经由南中国海步履维艰地航向菲律宾。每年，数十艘帆船为群岛带去丝绸、陶瓷器、水牛、铁器和农具等可供生活的经济货物，船上所载的，还有一批批怀着挣脱困境的梦想的华侨，盼在他乡寻求更好的生活。

—— 历代闽南人纷往吕宋求生存 ——

中华儿女有着“慎终追远”的族群传统，即使远走异国他乡，也始终铭记自己的来处。走进墓园，在镌刻着方块字的墓碑上，几乎都可找到地名；查阅讣告，可以得知逝者是何方人士；打开《华侨名人史略》，能够了解他们的出身。这些渠道使我们能够得到可靠的统计字数，画出跨越洋流的迁徙路线图。

菲律宾华人中，至少85%以上祖籍地在福建；其中又有三分之二是在晋江。这是个奇特的现象。东南亚华侨多源自福建、广东，这是历史的产物，并不让人十分诧异。奇特之处在于这么高的集中度。

晋江位于福建东南沿海，东濒台湾海峡，南与金门相望。自唐开元六年（718年）建县，历史朝代更迭，行政区域或分或合，不断演变。惠安县、现泉州市的鲤城区、丰泽区、东星乡、临海乡、双阳华侨农场和石狮市的永宁镇、蚶江镇、祥芝镇等都曾归属晋江。祖籍地“晋江”的概念远大于今日晋江市的概念。晋江与厦门相聚不足百公里，两地民众往来频密，且晋江人出洋多从厦门港进出。因此，把这一群体统称为闽南人更为妥当。

闽南人虽安土重迁，但更敢于冒险。为了食物，以海做田；为了新生活，驾舟弄潮，不顾风险，追寻彼岸。这种精神和经历代代相传，“爱拼才会赢”的理念融进了闽南人的血液里。

谋生几乎是早期漂泊的唯一主题。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特别是泉州府各县地狭人稠，其中又以晋江为最。生存下去成了最重要的事。闽南人迁移菲律宾的历史，是闽粤两省数百万民众“下南洋”大戏的缩影。

泉州港古称“刺桐港”，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若穿越至此时此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高鼻蓝眼、奇装异服并不少见。1000多年前，闽南人已经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从唐末开始、直至宋亡元兴，元灭明起，每一次朝代的更迭，民众就受到一轮的焚劫，闽南人因战乱、失地、人口膨胀等原因纷纷移居南洋群岛。即使在厉行“海禁”的明朝，以海为生的闽南人冒死出海者仍不在少数。在繁荣安定的时期，闽南人也会出洋旅外，从商品的贩售中谋取盈利。

时光走到了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在清代，闽南人出现了数次出洋高潮。成书于1730年的《海国闻见录》，专门有一篇为东南洋记，描述了吕宋和西班牙人，谈及东南洋诸国惟吕宋最富。说“汉人娶无来由番妇者，必入其教，礼天主堂。”

民国初年至30年代，民众“走土匪”、“逃壮丁”成为闽南侨乡的普遍现象。当时社会动荡不安，许多青年因此远避海外，其中还有不少是为避难而出洋的革命志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归侨返回侨居地重操旧业。同时，因国民党挑起内战，迫使许多新移民出洋谋生。据厦门《星光日报》记载，1947年至1948年由厦门出入国境的福建华侨有480人，其中就有188人前往吕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东南亚各国限制华人入境，但以学生、游客身份往菲律宾者甚多，由香港、台湾转往南洋各国者亦不在少数。还有一些原国民党军政官员及上层人士，由于对共产党政策不理解而出走海外。

二十世纪五十六年代，人民逐渐安居乐业，没有必要大量出国谋生。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相继取得独立，先后采取限制华侨入境的政策。因此大批华侨出国定居的现象基本结束。但中国政府仍允许归侨、侨眷出国探亲、定居。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怕受“海外关系”牵连，很少有人敢申请出国探亲或定居。1971年，国务院规定，要求夫妻团聚或需要出境继承直系亲属产业或助理业务的归侨、侨眷可经由香港出境转往国外定居。1972年以后，福建省获准出国或去港、澳的归侨、侨眷每年有1万多人。

1978年，国务院放宽出境审批，凡申请出国理由正当的，只要前往国家允许入境，一般都从宽掌握，给予方便。因此每年仍有上万名归侨、侨眷获准出境。

—— 晋江、金门都是著名侨乡 ——

“十户人家九户侨”是晋江最富特色的人文现象。晋江现有户籍人口102万，而侨居海外的同胞却达200多万人，因此号称“海内外300万晋江人”。

与晋江一水之隔的金门，也是著名侨乡，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人在异乡打拼。金门人这样描述他们下南洋的祖先：“他们初到菲律宾时，连拖鞋都买不起，大多衣衫褴褛，打着赤脚，用肩挑，用手扛，在市井街头卖油，卖布点，卖衣服或是卖水果、猪肉等，其中有也打首饰的、理发的、代写家书的。很多广东人具备工匠技术，就做工匠；没有技术的福建人，则从小本生意做起。”

当年离乡寻找出路的金门人除了勇敢，还需要运气。盛行的“6往3在1回头”的说法，形容的是“落番”的10人中会有6人去世，1人半路折返，望穿秋水的亲人只能盼归其中3人。金门人一脚踏上出洋的船只，真是只能听天由命了。他们怀踹着母亲交给的香灰、井水和泥土，祈求着神灵的护佑，忍受着饥饿、闷热、恶心，不知道茫茫大海的那头，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